中情局“御用”数据商帕兰提尔：用数据挖掘抓到拉登

《福布斯》中文版2013年9月下 作者|Andy Greenberg

据说，一家名叫帕兰提尔（Palantir）的初创公司帮助美军捕杀了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自从这个传闻开始传播以来，阿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就没有了太多独处的时间。

这位帕兰提尔公司的CEO现年45岁，身材消瘦，乱蓬蓬的卷发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7月份一个艳阳高照的早晨，他在斯坦福大学青草葱葱的山坡上漫步，不远处耸立着外号叫“大盘子”的巨型卫星天线。这是他特别喜欢的沉思时刻。

但他的独处在某种程度上被“迈克”（Mike）打破了。这位沉默寡言的海军陆战队退役士兵身高6英尺1英寸，重270磅，胸肌异常发达。卡普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即便是在距离帕兰提尔公司总部很近的帕洛阿尔托城郊街道上，这位保镖也会在卡普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如影随形。

“这严重束缚了我的生活。”卡普抱怨说，硕大的黑色太阳镜遮盖了他的表情，“不能随意地与人打情骂俏，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卡普的全天候保镖是为了保护他免受极端分子和阴谋论者的伤害。那些极端分子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而那些阴谋论者则给帕兰提尔公司打电话，慷慨激昂地声讨光明会（Illuminati，又称光照派，西方的一个秘密结社——译注）。 曾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连好几天在卡普的办公室外跟踪他。他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着像我们一样的牵连，也会很容易成为社会上各种胡思乱想的焦点。”

帕兰提尔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过其In-Q-Tel风险投资基金成为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和很多其他的美国反恐和军事机构。

在过去五年里，帕兰提尔公司已经变成了进行大规模数据挖掘以供美国情报及执法部门使用的关键公司，其软件产品有着流畅的界面，旗下程序员甚至会空降到客户的总部进行程序定制。

帕兰提尔公司把混乱无序的大量信息变成直观的可视化地理分布图、柱状图和关联图。

只要给该公司所谓的“前沿部署工程师们”几天时间，让他们分析、标记和整合所有零碎的客户数据，帕兰提尔公司就能弄清楚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灾难响应和人口贩卖。

帕兰提尔公司的顾问包括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CIA前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

特尼特在采访中说：“我真希望在9·11恐怖袭击之前，能拥有像该公司这样强大的工具。”CIA的上任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Petraeus）将军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正当我们亟需更好的捕鼠器时”，帕兰提尔出现了。他还用“才华横溢”这个词来形容卡普。

在那些利用帕兰提尔公司来挖掘有用信息的机构中，包括了美国海军。他们已经在阿富汗部署了该公司的软件，以便对路边炸弹进行刑侦分析，并预测叛军的袭击。

该公司的软件还协助找到了谋杀美国海关人员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丧命经过的《终结》（The Finish）一书中，作者马克·鲍登（Mark Bowden）写到，帕兰提尔公司的软件“是名副其实的杀手级应用”。

如今，帕兰提尔公司正从间谍和特别军事行动的隐秘世界里走出来，向美国企业界大举挺进。那些在伊拉克预测路边埋伏的工具正在帮助制药公司分析药物数据。

某位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前雇员说，帕兰提尔公司解决了从网络欺诈到困厄抵押贷款的各种问题，为摩根大通挽回了数亿美元。

帕兰提尔公司的一位银行用户能够在几秒钟内发现尼日利亚某IP地址、美国境内某代理服务器和某个被盗用的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所进行的支付之间的关联，就像军方客户把炮弹弹片上留下的指纹、位置数据、匿名举报电话和社交媒体结合起来追踪阿富汗炸弹制造者一样。

凭借这些工具，帕兰提尔公司里那些身穿T恤的20岁出头小伙子得以从西装革领的IBM、博思艾伦（Booz Allen）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员工手中挖走了客户，因为这些工具部署速度更快，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结果，每次安装的费用常常低于100万美元，这仅仅相当于竞争对手所报价格的零头。

帕兰提尔公司的商业客户（该公司对这些客户身份的保密程度甚至超过了政府客户）包括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新闻集团（News Corp）。来自私营部门的交易现在占到该公司营收的近六成，《福布斯》估计这块收入将在今年达到4.5亿美元，比去年的不到3亿美元又有大幅增加。卡普预计，帕兰提尔明年能新签下10亿美元的长期合同，有望使该公司首次实现盈利。

结论：一家得到CIA资助、由一位古怪哲学家管理的公司已经变成了科技界估值最高的私企之一。目前正在进行的这轮融资中，对该公司的估值达到50亿到80亿美元之间。

卡普拥有大约10%的公司股份，仅次于最大股东彼得·泰尔（Peter Thiel）。这位亿万富豪创办了贝宝（PayPal），并且是Facebook的早期投资人。帕兰提尔公司的其他亿万富豪投资者包括肯尼斯·朗格尼（Ken Langone）和对冲基金巨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

如果该公司上市，卡普有望成为硅谷最新鲜出炉的亿万富豪，而泰尔的财富则有可能翻倍。但卡普说，帕兰提尔目前还不愿考虑上市这种可能性。

帕兰提尔公司业务的最大问题或许在于，其软件实在太好，帮助其客户看到了太多的东西。在NSA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该机构的大规模监视活动之后，帕兰提尔的工具就变成了隐私拥护者们对数据挖掘技术的最大担忧。

他们担心，谷歌级别的工程技术被直接用于政府的监视活动。帕兰提尔公司正成为硅谷发展最快的初创公司之一，值此之际，美国政府和大数据的结合可能会破坏公众对该公司的第一印象，并在这家公司最需要客户和投资者的时候使他们望而却步。

“他们的业务很可怕。”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师李·提恩（Lee Tien）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分析师杰·斯坦利（Jay Stanley）写到，帕兰提尔的软件带来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噩梦，使大规模监视无辜美国人的生活成为可能”。

获得社会理论博士学位的卡普并不回避这些担忧。他认为，帕兰提尔能够重写隐私与安全的零和游戏规则。“我没有签订那种把抽大麻烟或者搞外遇这类事情告诉政府的合同。”他说。

他在一次公司讲话中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些地方，保护它们不受政府的监视，这样我们都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当一个独一无二的、有趣的、像我这种有点反常的人。”

帕兰提尔公司声称，对大多数客户而言，其隐私保护技术远远超过了法定要求。该公司还拥有一群“隐私和公民自由工程师”。但最终决定公司道路的是卡普本人。

“他是我们的良心。”高级工程师阿里·盖舍尔（Ari Gesher）说。

但有个问题潜伏在侧。商业环境和竞争是否将腐化这些温馨的理想？

在谈到业内竞争对手时，卡普的言论听起来常常不太像是帕兰提尔公司的“良心”。他在7月份的公司讲话中阐述了他的首要动机，那就是“干掉或重创”IBM和博思艾伦等竞争对手。“我认为这事关生死存亡。”他说，“我们必须在竞争对手干掉我们之前打败他们。”

卡普似乎喜欢罗列他不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他没有技术背景，他与政府或商界没有任何文化上的关系，他的父母是嬉皮士。”他说。当他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时，他在办公室里焦躁地踱来踱去。

“从2005年开始，这个人就是联合创始人和CEO，而且这家公司还存在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要追溯到卡普与彼得·泰尔的数十年友谊。这段友情始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那时，两人都住在朴实无华的Crothers宿舍，第一学年的课程大多相同，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却完全相反。

卡普在费城长大，父母是艺术家和儿科医生。他回忆说，在很多个周末，父母都带着他参加争取劳工权益、反对“里根一切所作所为”的抗议活动。而泰尔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期间创办了大力宣扬自由主义观点的《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

“我们总是会冲向对方……就像狭路相逢的野兽。”卡普说，“基本上我很喜欢和他斗嘴。”

不想做法律行业的卡普前往法兰克福大学继续深造，导师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卡普得到了祖父的遗产，开始把这些钱用于投资初创公司和股市，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他说，有些高净值人士听说“这个疯子很善于投资”，于是找上了门。为了管理他们的资金，卡普在伦敦创建了凯德蒙集团（Caedmon Group）。公司名称来自于卡普的中间名字，与最早出名的那位英语诗人名字相同。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硅谷。泰尔和他人共同创建了贝宝，后在2002年10月以15亿美元将该公司出售给了电子港湾（eBay）。此后，他又建立了名为克莱瑞姆资本（Clarium Capital）的对冲基金，并继续创办了多家新公司，其中包括帕兰提尔公司。

这个名字由泰尔命名，来源于J.R.R.托尔金（J.R.R. Tolkien）所著《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里的Palantiri真知水晶球。这些水晶球能让人看到很远的地方，可以用来追踪朋友和敌人。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泰尔想把真知水晶球那样的能力出售给日益膨胀的国家安全部门。他对帕兰提尔公司的设想是，利用当初为贝宝设计的欺诈识别软件来阻止恐怖袭击。

但在美国这个大力加强安保的国度里，泰尔这位自由主义意志者从一开始就把帕兰提尔视为隐私侵犯的解药而非工具。“这是一家以使命为方向的公司。”泰尔说。他以个人名义向帕兰提尔公司投资了4,000万美元，现在担任董事长一职。“我把问题定义为在保护公民自由的同时阻止恐怖主义。”

2004年，泰尔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和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以及贝宝工程师内森·戈廷斯（Nathan Gettings）组成团队，共同编写原型产品的代码。

最初，他们的资金全部由泰尔提供，这支年轻的团队难以让投资者或潜在客户对他们正眼相待。“究竟如何才能让他们把几个22岁的年轻人真正当回事？”朗斯代尔说，“我们需要一位白头发多点的人物。”

卡普拥有像克拉默那样的褐色卷发，认识欧洲的有钱人，并且是哲学博士，这些掩盖了他在商业经验上的不足。尽管他没有技术背景，但他能够马上弄懂复杂的问题，并向外行们解释得清清楚楚，这令几位创始人非常惊讶。

朗斯代尔和科恩立刻邀请他来担任代理CEO，这期间他们也曾面试过其他的候选人，但没有哪位衣着笔挺的华府“圈内人”或者念完MBA的职业经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问起了我们对整体市场容量的判断。”不屑于使用商学院术语的卡普说，“我们则谈到了打造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

虽然卡普吸引了几位欧洲的早期天使投资人，但美国的创投人似乎很不喜欢这家公司。据卡普说，红杉资本（Sequoia）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在整个会面期间都心不在焉。KPCB的一位高管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教育帕兰提尔的创始人们，说他们的公司必然失败。

向CIA风投机构In-Q-Tel的引荐拯救了帕兰提尔。该机构先后进行了两轮投资，总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他们显然是第一流的人才。”In-Q-Tel前高管哈什·帕特尔（Harsh Patel）说，“这支团队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们对核心问题有多么的专注，即人类该如何与数据进行交互。”

结果证明，那个使命比任何一位公司创始人想象的都要困难得多。贝宝在开始时就拥有结构完善、条理清晰的信息供其进行欺诈分析。相比之下，情报客户收集的电子邮件、录音资料和电子表格常常出现错配的问题。

为了履行在隐私和安全方面作出的承诺，帕兰提尔需要对客户的数据进行分类和标记，以确保只有那些具备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访问它们。这种须知系统意味着，那些没有相应权限的人无法看到机密信息，这也可以用来防止敏感的个人数据被滥用。

但帕兰提尔对隐私和安全的核心保护机制是被喜欢使用学术术语的卡普称为“不变日志”（the immutable log）的东西。用户在该公司做的每件事情都会留下可以被追踪的行迹。

俄罗斯间谍、嫉妒的丈夫或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都无法在使用帕兰提尔的工具后抹掉行为记录。

从2005年到2008年，CIA是帕兰提尔公司的资助人，也是唯一的客户，对该公司软件进行了Alpha测试和评估。但在CIA的许可下，有关帕兰提尔强大能力的消息流传开来，创建该公司的那几位加州人开始收获合同和新员工。

哲学家卡普拥有识别和吸引著名工程师的独特能力。他对技术人才的敏锐嗅觉令他的同事们大为惊讶。

有一次，他们把两位不够出色的候选人塞进最后一轮面试，以此来考验卡普。结果，他立刻就嗅出了这两人。

在卡普的反传统形象下，帕兰提尔的独特文化开始形成。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公司总部取名“夏尔”（Shire），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托尔金笔下霍比特人的家乡。

总部有个会议室被改造成了巨型的塑料球池，地板上散布着Nerf飞镖和狗毛（犬科动物欢迎光临）。大多数员工宁愿每天穿着工作服，由于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有些人把牙刷遗落在浴室的洗手盆里。

在帕兰提尔公司一群怪人当中，卡普依然是最古怪的那个。这位半把年纪的单身汉说，结婚养家的想法令他“毛骨悚然”。他的痴迷个性众所周知：他能在不到3分钟时间里解开魔方，每天都游泳和练气功，并且已经度过了用合气道和柔道把联合创始人们阻在总部走廊里的阶段。

他的办公室里有个柜子，里面放着维生素、20副完全相同的泳镜和洗手液。他通过名为KarpTube的内部视频频道向员工们发表讲话，话题非常广泛，例如贪婪、诚信和马克思主义。他说：“只有在我游泳、练气功或者跟人滚床单时才不会想到帕兰提尔。”

2010年，帕兰提尔公司在纽约警察局里的客户把该公司引荐给了摩根大通（JPMorgan），这是该公司的第一位商业客户。一支工程师团队租了纽约翠贝卡区（Tribeca）的一间阁楼，睡的是双层床，没日没夜地工作，以便协助解决摩根大通的欺诈问题。不久后，他们接到了化解其“有毒”抵押贷款组合的任务。

如今，帕兰提尔公司在纽约的经营场所已经扩大，变成了一个五脏俱全、以蝙蝠侠为主题的办事处，取名“哥谭”。其高利润的金融服务业务涵盖了从预测房屋止赎到对抗黑客的方方面面。

但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帕兰提尔公司的理想主义文化开始出现裂痕。2011年初，有电子邮件显示，对于维基解密（WikiLeaks）威胁要披露美国银行内部文件一事，帕兰提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参与制定了应对方案。

他在电子邮件中积极提议追踪和找出该组织的赞助人，发动对维基解密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甚至威胁其支持者。

这起丑闻曝光后，卡普将这位犯众怒的工程师停职，并发布声明亲自道歉，誓言该公司支持“进步的价值观和事业”。外部顾问受聘检查帕兰提尔公司的行为和政策，经过一番审议后认定，重新雇佣这位员工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切，似乎很不留情面地嘲讽了那些批评该公司的人。

这件事情发生后，帕兰提尔公司的隐私和公民自由团队建立了面向工程师的道德热线，名为“Batphone”（也是取材于《蝙蝠侠》漫画）。

任何一位工程师都可以通过这条热线，向公司主管匿名报告那些他们认为为了客户利益而作出的不道德行为。例如，一次通话使该公司回绝了一项涉及到分析公众Facebook页面的委托工作。

卡普还说，帕兰提尔公司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与某烟草公司合作的机会，为此总共放弃了可能占到公司营收20%的收入（如果该公司需要对公众股东负责并满足对季度业绩的要求，它是否还会这么挑剔？答案有待观察）。

然而，据多位前雇员说，尽管员工们很担心沙特阿拉伯的侵犯人权问题，但帕兰提尔公司还是在这个王国里开展业务。虽然卡普强调了价值观，但他就维基解密事件作出的道歉似乎没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太多印象。

在7月份对公司工程师的演讲中，他的话听起来相当桀骜不驯：“我们从未出现过真正过错在我们的丑闻。”

2009年11月14日下午4点07分，在安静的奥克兰市郊区圣莱安德罗，迈克尔·卡茨-拉查比（Michael Katz-Lacabe）正把他的红色丰田普锐斯停在自家的车道上，这时有辆警车驶过。

装在这辆警车上的车牌摄像机例行公事地悄悄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他的白色单层住宅，院子里枯萎的草坪和玫瑰花丛，他的5岁和8岁女儿跳下汽车。

胡须灰白、头发蓬乱的卡茨-拉查比是当地学校的校董、社区积极分子和博客作者，他在一年后看到了这张照片。2010年，他得知了圣莱安德罗警察局的自动车牌摄像机。

这种设备被用来不断拍摄和跟踪城市里每辆车的活动。他申请查询公共记录，想看看包含了他两辆车中任何一辆车的所有照片。警方发回了112张照片。有他孩子的一张照片令他最为不安。

“谁知道其他人的孩子有多少被拍了照？”他问道。他的担心已经超过了父母保护子女的范畴。

“有了这项技术，你就可以把时间往回拨，看看每个人都在哪里，他们是否把车停在了别人而不是妻子的屋前，停在了医用大麻诊所，停在了计划生育中心，停在了抗议活动现场。”

随着卡茨-拉查比的深入挖掘，他发现圣莱安德罗的车牌摄像机拍摄了数百万张照片，现在这些照片被交给了北加州地区情报中心（Northern California Reg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简称NCRIC）。

这是在9·11恐怖袭击后成立的、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72个信息融合机构之一。该机构利用旧金山湾对面一家公司的软件来分析那些照片。这家公司就是帕兰提尔。

在递交给NCRIC的商业计划书中，帕兰提尔提供了客户参考，包括洛杉矶和纽约警察局。该公司声称，它能在5秒钟内搜索纽约警察局的5亿张车牌照片。

卡茨-拉查比联系了帕兰提尔公司，谈到了他对隐私的担忧。该公司作出回复，邀请他到公司总部面谈。

当他抵达“夏尔”时，两位员工向他作了一个小时的陈述，不断夸耀帕兰提尔的保护措施：权限控制、不变日志和Batphone。

但卡茨-拉查比并不买账。他指出，帕兰提尔的软件没有默认时限，只要信息还存储在客户的服务器上就可以进行搜索。

审查功能呢？“我认为这毫无意义。”他说，“日志没有用处，除非有人看它们。”

当卡普听到卡茨-拉查比的这些话时，他马上招架说，帕兰提尔公司的软件挽救了生命。“这里有个真实用例。”他说。

他开始讲起了一个故事：有个开着“破旧凯迪拉克”的恋童癖袭击了一位儿童，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抓住了，这多亏了纽约警察局的车牌摄像机。

“得益于他们在我们产品中收集的车牌信息，他们在街上逮到了他，救了很多孩子的命。”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我们认为公开的车牌受到《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的保护，我们的产品能够确保你不会越过那条线。”他说。

卡普还表示，应该限制这类数据的保存时间，但在修法之前，帕兰提尔公司将按照现有法规行事。“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你必须作出权衡取舍。”

如果帕兰提尔公司的审查日志（这是针对滥用的核心保护措施）被忽视了，这该怎么办呢？卡普回答说，日志由第三方检读。就政府机构而言，他建议成立一个监督机构来审查所有的监视行为。

但目前这个机构纯粹是纸上谈兵。“像这样的机构以后肯定会有。”卡普坚称，“社会将建立它，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让恐怖袭击发生，或者让我们失去所有自由。”

不出所料，卡普的假设性言论没能使帕兰提尔公司的批评者们放下心来。

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积极维权人士艾米·斯特潘诺维奇（Amie Stepanovich）说，帕兰提尔“天真”地以为政府会在技术使用方面开始自我监督。卡普说，隐私保护措施可以在事后添加进监视系统。

但电子前线基金会的李·提恩对此说法嗤之以鼻。“在修建核电站时就应该想到如何处理有毒废料。”他说，“而不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来考虑。”

帕兰提尔公司的一些前员工说，他们也对该公司软件可能导致的权利侵犯问题感到担忧。“你正在创造某种绝对可以被用来作恶的东西。如果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对付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时候拥有这些能力，那会是个噩梦。”该公司的一位前工程师说，“我担心，我参与打造的产品会被用来阻止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这令我十分不安。”

帕兰提尔的另一位前工程师说，尽管该公司提出了高尚的原则，但其日常优先事项是满足警方和情报客户：“与执法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断点亮’理想的岔路。”

他还说，就连帕兰提尔公司的创始人们都没有完全弄懂《指环王》里的Palantiri真知水晶球。他指出，托尔金笔下的这些真知水晶球其实没有为注视者提供真知。“Palantiri扭曲了事实。”他说，那些使用它的观察者“只是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尽管批评者们言之凿凿，但阿历克斯·卡普确实重视隐私——他自己的隐私。

他的办公室茶几上摆放着他的纸板肖像（出自帕兰提尔公司员工之手）和一个乐高城堡，可以通过双向玻璃俯瞰帕洛阿尔托的阿尔玛街。

每扇玻璃窗都安装了一个像是白色冰球的电子装置。这些被称为超声波换能器的设备会不知不觉地用白噪音振动玻璃，以防范窃听技术，例如向玻璃窗发射激光来窃听室内的谈话内容。

他回忆起了加入帕兰提尔公司之前那些更加逍遥自在的日子。他把魔方放下，以便更好地做手势。

“那时我有4万美元存款，而且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喜欢这种日子。我喜欢。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他说。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双手在头上挥舞。“我可以四处旅行，可以整晚都呆在柏林鱼龙混杂的场所里。我可以经常和任何愿意和我说话的人交流，偶尔把人带回家。我去过人们干事情、抽东西的地方。我就是喜欢这种日子。”

“我觉得十分烦恼并将之视为巨大累赘的一件事情……是我失去了彻底隐姓埋名的能力。”

无论是谁处在卡普的位置上，都很难在现代社会里做个离经叛道的人。政府拥有了像帕兰提尔那样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离经叛道对其他人来说也不容易做到。

不管有没有隐私保护措施，卡普所说的“彻底隐姓埋名”也许只是20世纪的奢侈享受。

卡普放低手臂，激情从他的声音中褪去：“我不得不忍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