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陈昶屹：个人信息安全与行政干预

10月12日，“第五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研究所承办，腾讯公司博士后管理工作办公室协办。互联网分论坛“互联网法律问题研究”设“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信息安全与国家战略”与“移动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秩序的建构”两个议题。有来自工信部、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关单位的官员和各级法院的法官，各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与学生，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多家媒体记者100余人一同畅谈法治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之道。

风险规制的悖论：个人信息安全与行政干预

陈昶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

从私法的角度来说，个人信息权与互联网可能处于一种三方的紧张关系，互联网可以分为ICP和ISP，在侵权法上就是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他人行为主要是从互联网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角度考察的。微观信息安全下的紧张关系主要是平台商的责任，如果出现了被侵权人，在找不到侵权用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侵权上的难题。因为平台商提供平台，可能会引发实名制或者非实名制的问题，平台服务商要大量收集信息，收集后也同时会有储存和分析，信息安全责任很多时候就集中到网络服务商上。

从宏观的关系上来看，因为政府要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进行风险管控和规制。实际上网络服务商尤其是平台服务提供者，需要对收集的信息进行重组，进而提供相应的服务。在信息重组过程中，需要进行服务模式、技术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具有不确定性，相应地会产生风险。对于网络用户来说，虽然一方面在享受服务的便利，但同时也受到信息安全的威胁。政府可以作为网络用户保护、信息保护的一个上位权力干预者，同时对网络服务商来说也是一个权力的干预者，既有相互的依存规制，也有对立统一的关系。

所以在微观与宏观信息安全关系下，产生了风险规制悖论，网络服务商需要对网络服务的模式进行创新，这是其不断发展的动力。在创新过程中，新事物必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就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既有技术开发商的不确定性，也有服务模式的不确定性，还有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服务商来说，它总是希望有一个创新预期，对创新的预期、创新的安全与创新的成本都有一个安定性的需求。对用户来说，个人信息一旦脱离他自己之后，他一定会对个人信息使用的范围有一个预期，也就是其信息安全。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从信息法的角度来看，人是由很多信息抽象组成的，人肉搜索也是通过认识关系总和的方法进行的。这样就存在一个范围的预期、信息安全的预期还有控制成本的预期，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必然有一个对社会风险的预期，政府要保证一定秩序，如果创新造成秩序的不稳定，政府会进行干预，有一种安定性的需求。

这个悖论模型就是“确定”规制“不确定”产生“新的不确定”：以“（不）确定干预”管制“不确定性风险”产生“不确定效费比”。

逻辑上，现在国家强调创新驱动，强调经济上的发展，政府有公共服务管理的职能，对安全秩序还有追求。政府的工具就是行政干预管理，但存在的问题也涉及到原始权力发生，权力扩张。从服务商的角度来说，传统产业现在出现了“互联网化升级”趋势，另外互联网企业也在往传统方式上靠，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产业化扩张”趋势。服务商用信息控制和重组的方法就会产生派生权力，商业上的扩张变成模式重组和信息重组，反向扩张就会触及社会网络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形成一个闭合式的从上端到下端都形成的社会网络。政府的公共性重合和互联网的公共性重合就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出现一个镜面效应，虚拟空间本来是网络企业管理，原来物理空间是由政府管理，现在两个重合以后当然会出现冲突。边界冲突包括：公共性与经济性冲突（政商边界）；商业领域与隐私领域冲突（商私边界）；政府权力与私权冲突（公私边界）。

问题的本质在于利益交织产生的权力（利）扩张侵害了传统权力（利）范围和各自核心利益。那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三方面来说：1、各归其位：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对信息的支配需要强调其核心利益；从服务商的角度来说，对信息的加工需要强调其核心利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信息变成一种模式之后的产品监管。2、各得其所：廓清传统权（力）与衍生权利范围以及核心利益范围。3、各司其职：在利益与冲突交织中构建利益合作模式，与冲突管理机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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