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科技企业到效益难继:揭秘松下家电一线员工生存状态

“现在工厂里大家最关心的是,厂子什么时候关门大家可以分钱,反正上上下下都是混日子。”松下某华东家电制造工厂的老员工王芳(化名)向记者坦言。这是她2000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度让她被身边的同龄人艳羡,“当初听说是日本合资企业,大公司的工作待遇也比普通公司要优厚,比如员工过生日公司会发200元的补贴,每年还有700元的旅游津贴。”王芳说。

据厂里的老员工回忆,这个工厂在上世纪90年初成立,当时周围都是农田十分荒芜,连公交车都没有。“当时工厂是作为第一批进驻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但现在园区里大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制药公司,传统家电制造早已经不再是高科技了。”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数年的刘华(化名)表示。

这个占地超过35000平方米的工厂,总投资近30亿日元,是松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市场的大手笔投资之一。据悉,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1980年两度访问中国之后,正式拉开了松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

1987年,松下电器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在华投资规模和市场,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为一家集“科工贸”三位一体的合资公司,涉及销售服务、投资、研发等不同业务范畴。当时,松下电器公司已在中国设立了16家合资公司。

人才流失、机制僵化

然而,这个曾经让王芳引以为傲的工厂,近年来效益却不断下滑,员工士气低落,让她倍感迷惘。

她透露,这个工厂以前的产量每年大约400万台,而去年只生产了270万台左右。自2012年以来,整个工厂的员工人数已经减少了四五百人,“最高峰时期大约有两千多人,但现在除了生产线的员工,很多办公室的部门即使有人离职,公司也没有再招聘新的人手,公司管理层是希望继续压缩员工人数。”

“我们厂的产品90%以上都是出口海外,只有很小一部分内销,因为同样的产品,松下品牌的要贵同类国产品牌一大截,但品质、性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让我自己掏钱,我肯定也不会买(松下)。”王芳笑言。

同时,整个工厂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以她所在的财务部门为例,目前平均年龄都在35以上,很多员工都是干了十几年的。“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进来两三年,混个松下的工作经验,就跳去其他公司了。我刚进公司时就有生日补贴、旅游津贴,十几年过去了,还是一分钱没涨过。”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工厂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入职时的工资大约四五千元,主管级别的工资约为七八千元,“这几年公司每年大概有5-6个月的年终奖,这样算下来,月薪最多1万元上下。现在很多外面的公司,大学生毕业几年工资都可以拿到这个数。因此,整个工厂没有新鲜血液进来。”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低端产品已经是国内的家电厂做OEM贴牌生产,松下就是在吃自己的品牌的老本。”刘华说道。

事实上,公司内部的一份员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员工都表示对现状非常不满意,但很多人却在问卷调查中一道“是否考虑离职”的问题中选择“不会,或暂时不会。” 王芳坦言:“像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去外面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要工资再有个突破很难的,只能这么混着吧。”

这也折射了日本家电巨头松下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颓势,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不得不逐渐缩减业务规模。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外资家电品牌,松下是少数几家全线参与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以及各种小家电市场的日资企业,但随着中国本土品牌的全面崛起,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份来自中怡康对2014年中国家电零售市场监测报告凸显了松下在中国市场所处的困境。2014年,松下空调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仅为1.16%,同比下滑0.35个百分点;松下洗衣机零售量市场份额为6.34%,下跌0.61个百分点;松下冰箱市场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则由2013年的1.63%下滑到2014年的1.57%。松下在华家电业务正陷入“跌跌不休”困局之中。

昂贵的外派雇员

一直以来,高昂的人力成本是合资公司的痛点之一。作为一家中日合资工厂,这家工厂几乎每个部门都有长期派驻的日本员工坐镇,“目前厂里大约有十几个日本人,一些是从日本总部派遣过来的,通常外派期限是三到五年,其他也有是在日本退休返聘过来的。”王芳说。

这些外派的日本员工在这家工厂享受的福利待遇“非同一般”。据王芳透露,这些外派员工通常担任工厂的部门经理,中方需要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元的薪酬和各项补贴,“比如,技术部门有一个外派的日本经理,每个月工资大约两三万元,他是带着妻子和子女一起外派过来的,我们公司还需要帮他们支付一个三室一厅的房租,三个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学费每个月三万元,甚至连孩子看病的费用也要公司报销。另外,还有每年一两次全家回日本探亲的机票费用。”

然而,这些“空降”的日本外派员工在合资工厂里单打独斗,由于文化差异,常常面对中方下属们阳奉阴违的尴尬局面,导致日本研发与中国制造嫁接的结果差强人意。“比如与海外客户协商赔款时,日方每次都表示愿意全责赔偿,他们最在意的是松下品牌的形象,而中方则争取尽可能减少赔偿金额,而这些赔款都是付给松下的海外销售公司,双方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刘华表示。

刘华自2003年起在这家工厂海外部任职,这个部门里还聘请了几位和他一样的外籍华人。“这些员工大都在海外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熟悉国际市场的操作和标准,而我们的角色主要是协调中日双方投资者的矛盾。”然而,疲于应付办公室政治的他,在数年前毅然决定辞职,现在已经在一家欧洲家电贸易企业就职。

他坦言,这个工厂现在老中青三代员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些资历老的员工整天盘算工厂倒闭可以拿到多少遣散费;三十来岁那拨则在纠结要不要走,出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那些大学刚毕业进来的则摆明了是来刷简历的。”

此外,松下在上海的另一家工厂前几年颇具戏剧性地关门大吉,让王芳和一帮老员工颇有些不安,“以前这个工厂效益不错,经常作为集团内部会议的典型受到表扬。本来这家工厂已经计划扩建新厂,连地桩都打好了,厂里的员工也买好机票准备去日本学习新技术。一夜之间,突然就宣布工厂倒闭了,员工们都觉得很可惜。”

“厂里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像我们厂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反而寿命比较长,还可以拖很多年,希望如此吧。”王芳无奈地说。

文/ 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 - 机器人网(robot_globalsources)

原文发表时间:201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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