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变大，你还不做一只愤怒的鸵鸟？

法国经济学家Piketty在其新作《21世纪的资本》中，用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为例，描述19世纪欧美国家的不平等状况。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贫富极度分化的时期。尽管各国的情况略有差异，但总体来看，19世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收入分配是当时的一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Piketty在21世纪初重提收入不平等，引起了一场新的思想风暴。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勤劳的人当然应该比懒惰的人收获更多。聪明的人也会比愚蠢的人得到更高的回报。这是对勤奋和天赋的奖赏和鼓励。但有些不平等却非如此。安然和雷曼兄弟的高管应不应该拿那么多的钱？官二代和富二代有没有资格世袭巨额的财富？如果一个社会里，贫富分化的趋势不断自我强化，到最后1%的人拿走99%的财富，留下99%的人无立锥之地，这个社会是否还值得人们珍惜和呵护？

19世纪后半期，是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史称“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当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获利滚滚，社会财富涌流，上流阶层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工人的工资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甚至比18世纪的工资水平还低。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并未出现大的转折。狂飙突进的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倒退到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出现各国的军备竞赛，最终走向人类历史上从未没有过的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Piketty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资本的收益会高于经济增长率。从长时段来看，如果没有出现“赶超”，比如二战之后欧洲和日本赶超美国，冷战之后中国赶超欧美，那么经济增长率始终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从长时段来看，尽管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资本的收益率也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在个别时期，资本的收益率会低于经济增长率，在绝大多数时候，资本的收益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尤其是在21世纪，资本的收益率会持续不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根据Piketty的预测，受到人口规模减小、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1.5%，但资本的收益率则会在4-5%之间。如果你拥有的是资本，那么，你会一直跑得比别人快。如果你想靠劳动致富，对不起，你会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边。结果是：21世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再度恶化。

Piketty回顾了过去200多年的数据，描绘出的不平等的历史图景大致是这样的：在整个19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托马斯·皮凯蒂

可是，从一战结束到20世纪中期，不是曾经出现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吗？为什么未来就不会再有奇迹发生呢？Piketty谈到，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是因为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首先，战争直接带来的损失。尤其在欧洲战场上，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德国的损失相当于一年半的国民收入。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战争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资产大幅缩水（由于外国政府革命之后拒绝偿还债务，比如苏联；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富人财富受到冲击，不得不变卖资产度日）。按照Piketty的估计，这两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

最后，二战之后的政策变化。二战之后无论是房产还是股票，价格都处于很低的水平。房产的价格下跌是因为各国普遍实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价格下跌是因为二战之后国有化风行一时，而且对资本流动、证券交易都有严格的管制。按照Piketty的估计，这方面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这一段历史只是一个特例，很难进行复制。

如果Piketty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很难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坐视不管。

其一，市场经济并没有自发纠正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固然，教育会提高人民的技能程度，增加劳动生产率，并进而提高工资水平。但教育纠正收入不平等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甚至，如果教育体制不合理，不仅不会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反而会成为固化特权利益的工具：富人的孩子更容易上好的学校，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其二，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到人们的积极性。合理的收入不平等是一种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而不合理的收入不平等会让努力上进的人们心灰意冷。

《21世纪资本论》封面

说到深处，这是一个令人不敢直视的矛盾：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我们究竟更想要什么？ Piketty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作为一个研究税收的经济学家，Piketty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当然，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方案。事实上，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不同的社会各有差异。

发达国家遇到的主要问题可能是财富将在一代一代之间慢慢积累，而政治上的分化使得政府无法拿出有效的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主要问题则可能更复杂。在第一局比赛中，市场竞争的规则本身就不合理，权贵已经拿走了更多的增长果实。到第二局比赛的时候，政府又漠然无视，没有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调节贫富不均，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全和保障。

但共同的一点是，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的忍耐程度或许会更高，他们对未来会寄予更乐观的期望。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增长的潮水退去，人们对不平等现状的抱怨会越来越多。借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2011年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的一篇文章，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时代。

不要再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听任年轻的拉斯蒂涅们自己做出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选择，我们就该后悔了。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微信公众号：何帆研究札记（hefancass）。

来源：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