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未意识到，医学科研界一直存在两大阵营
尽管大家对「哪些问题是重要的」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们要想达成共识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多世纪以来，两种明显对立的「疾病研究模式」主导着我们的研究领域。
一是「生物模型」，疾病是由分子（通路）途径驱动，了解和定位这些通路是消除疾病的最佳途径。一是「社会模型」，疾病是由社会环境因素（贫穷、不良生活习惯、低健康认知）驱动的，因此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才最能促进健康。
自现代医学诞生，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便一直存在。两者的对立是由很多因素促进和决定的：公共的卫生系统却与保健（health care）系统是分离的（看病可以，保健不行）；基础学科基金在医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问题类的研究即使想做事情，但是无奈很穷）；社会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得病个体的治疗上，而忽略了采取措施去保护那些潜在患病人群（等你真正病了再说吧）。
金钱的不平衡分配是这一鸿沟的重要原因，如我们所知，更多钱花费在了生物学（分子基础）方面。这使得「社会学家」很痛苦，而基础和临床学家权利颇大。
或许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两种模式从根本上就是分开运作的，成为两个相互独立、乃至对立的系统。因为两者从一开始吸引不同的人、这些人随后受到不同的培训，社交方式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将其他观点视为异类。令人沮丧的是，这种两分法一直是错误的，但将继续进行下去并得到加强。
尽管我们对两种模式都不难接受，但生物模式和社会模式两者在医疗培训和护理（medical training and care）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严重阻碍了我们提高患者和群体健康的能力，因此伤害了我们所有人。如果过度关注社会决定因素，就会损害基础科学进步的机会，不利于某些人群比例相对较少疾病的治疗。如果过度关乎生物模式，就可能使人们忽略诸如贫穷和歧视等社会因素对发病率和结果的影响，而对社会因素的正确认知是具有深远的、潜在的、可补救意义的。
两者的分歧限制了生物医学的最终胜利：尽管癌症或肝炎的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其昂贵的价格却很少有人负担得起（技术进步的群体获益率却不高）；另一方面，对于可防易控的疾病（如高血压），人们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法，却因人们的不信任和抵制而无法发挥作用。这种分歧还导致我们将某些疾病定性为“社会病”（太普遍啦，没法控制的，放弃吧，它的流行率使得得这种病再正常不过了）。这种情况下，生物科学家可能也会放弃研究，要知道他们本可以为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见解的。可能你会难以想象，历史上这类“社会病”就包括结核病和乳腺癌。就类似于今天的“社会病”：上瘾、抑郁和肥胖，如此常见，却又视若无睹。
尽管这一鸿沟由来已久、制度化了，但我们有时可以设法弥合了它。追溯HIV的发现史，当不明原因的肿瘤和感染首次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男同性恋者身上时，我们早期的反应是将这种综合征定义为一种「社会病」。但最终是由于新疗法（生物模式）与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团体（社会模式）的共同努力，提高公众对艾滋病毒的认识、鼓励减少危险行为和确保获得治疗的共同协同作用，一起起到了积极性的推动作用，使得艾滋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人数显著减少。其他许多疾病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肺癌（戒烟和靶向治疗）、疟疾（蚊帐和疫苗接种）和创伤（枪支管制和急诊手术）等。
填补社会模式和生物模式之间的鸿沟是有很多好处的。贫穷、教育和社会支持都是癌症和心脏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基础科学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原因，从而阐明所有患者的发病途径。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人脑杏仁核的激活（与精神压力相关）导致造血组织活性和动脉炎症的增加，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水平与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与压力相关的途径不仅可以作为疾病风险的生物标志物，而且可以作为干预的目标——不仅对贫困社区的居民，而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一些社会学家由于畏难情绪，会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物问题」：“与其研究不受重视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减少贫困，还不如去寻找和发现药物，降低贫困导致的健康隐患？”而生物问题从根本上就非常复杂，但生物科学家的疾病模型却要受限于很多控制环境（实验室下的研究环境）。治愈疾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回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时，往往又变成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了。面对共同的敌人，理应团结前进，但当道路狭窄，资源紧张、资源分配不均时，团结就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阵营意识」就被唤醒了。
我们怎样才能跨越这个鸿沟呢？我们可以将研究资金的分配从忽略一方或另一种方的模型，转向更统一健康的模型。对于「生物模式」类研究的资助和奖励，我们应该从关注疾病分子通路（机制），转向更关注于「为何以通路中关键分子为靶点的治疗方案」行之无效！对于「社会模式」的研究，我们应该从关注导致疾病的社会因素分类，转向更关注于「怎么干预这些因素去克服它们」。
这些激励措施的改变将促进医学院培养模式的演变，从而使学校开展的课程，能够以解决问题为前提，而不是生物或社会任意一方的霸权。教育环境的变化将改变学生通往职业过程中社会化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促进两极分化的融合。任务是艰苦的，但科学研究的资助者可以开始采取第一步来做出这样的改变。
科研猫解：
两大阵营的整合会成为未来医学和科研界的新风向。对于医疗行业，重「药片」轻「预防干预」的模式，也会受到扭转，医疗产业市场也会越来越多元。
公共卫生资源（主要是医院）对于成瘾、抑郁和肥胖的消极措施，也会有巨大的可提升空间，预防、治疗和社会因素干预的综合能力，最终会成为下个世纪综合医疗水平比拼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