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过埃博拉和艾滋病毒的科学勇士，新冠病毒劫后余生的些许反思

大数据文摘

发布于 2020-06-01 15: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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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cience

编译：马莉、夏雅薇

病毒学家Peter Piot是伦敦大学医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了大半辈子病毒，是埃博拉病毒的主要发现者之一，也跟艾滋病毒斗争了大半辈子。今年3月中旬，Piot因感染新冠肺炎入院。此后，他在医院待了数周，现在在伦敦的家中修养恢复。现在爬楼梯，仍会让他气喘吁吁。

他表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希望通过叙述这段经历，让更多人重视病毒。

Peter Piot在近期接受了《科学》杂志采访，并谈到他在伦敦医院住院经历：“这段时间，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针与输液。你只能默默祈祷这一切都有效。”

Piot在比利时长大，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在1995-2008年间，他曾负责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目前是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新冠病毒顾问。

感染新冠

“3月19日，我突然高烧并伴有刺痛性头疼。我的头骨和头发很疼，感觉很奇怪。那个时候我还不咳嗽，但我第一反应是我感染了新冠肺炎。我是个工作狂，在家也是如此。去年我们在学院远程办公系统上投入了很多，为了可以降低出差频率。这项投资本来是为了应对全球变暖，目前疫情很适用。”

正如我所想，我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我在家里的客房做自我隔离，但高烧仍在持续。我从没得过大病，过去的10年间甚至都没请过一天病假。我生活作息健康，经常散步。新冠病毒对我最大的风险因素就是我的年龄，乐观主义的我已经71岁了。所以我想一切都会过去的。到了4月1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医院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因为我的发烧和疲倦感越来越严重。

结果证明我严重缺氧，尽管我还没开始感觉气短。肺部影像表明我得了严重的肺炎，典型的新冠病毒，还有细菌性肺炎。我经常感到乏力，平时我总是精力充沛。这次不仅仅是疲劳，而是筋疲力尽，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种感觉。我不得不入院治疗，虽然当时的病毒检测已经呈阴性了。这也符合新冠病毒的特点：症状消失了后，但它的后续影响还会持续数周。

我担心我立即被安排上呼吸机了，我看杂志上说一旦戴上呼吸机，就代表你的死亡概率很高了。我非常害怕，但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给了我氧气面罩，而且很有效。所以，我最后只是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前厅的隔离室。当时只能听天由命。你完全服从于护理人员，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从注射到输液，希望于能快点战胜它。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希望采取主动的人，但在这里我是100%服从的病人。

我与一名流浪汉、一名哥伦比亚清洁工和一名来自孟加拉的人共住一室。顺便说一句，他们三位都是糖尿病患者，这与该病的已知情况相吻合。大家无力交谈，每天都很孤独。几周以来，我只能小声说话，直到今天日夜晚，我的嗓子还会失声。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这一切彻底结束后，我将变成什么样？

来自病毒的复仇

在全球范围内抗击病毒40多年，我已经成为传染病领域的专家。我很庆幸我得了新冠肺炎而不是埃博拉病毒，尽管我昨天阅读了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它得出结论说，如果你在英国医院患上了新冠肺炎，那么你的死亡概率大概是30%。2014年西非埃博拉的总体死亡率大致也在这个水平。只有亲身体会，我实在是无法再保持科学家的理性，日渐屈服于感性的反思。我毕生都在抗击病毒，这次他们终于来找我复仇了。

经历了漫长的一周，我获准出院，乘坐公共交通回家。我想看看这座城市，空旷的街道、关闭的酒吧、还有令人惊奇的新鲜空气。街道上空空如也，很奇怪的体验。我的肌肉由于卧床和缺乏活动非常虚弱（当你接受肺部疾病治疗时这可不是件好事），所以我还不能走路。在家中，我哭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睡不好，脑子里总在想，如果情况又恶化了，我可能又要被隔离起来。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崇拜曼德拉，他被关在监狱中27年，出来以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和解者。

我一直都对病毒都很敬畏，一生几乎都在与艾滋病毒斗争。病毒非常聪明，它会躲过我们为阻拦它而做的各种努力。现在我已经感觉到病毒在我身体里强烈的存在，我对病毒的看法也不同了。尽管我以前有与病毒对抗的经验，但我意识到这次经历将改变我的人生。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后遗症

出院一周后，我变得越来越气短，呼吸困难，不得不重返医院，但很不幸我得了一种组织性肺炎引起的肺部疾病，这是免疫系统超速运转的结果。许多人不是死于病毒引起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免疫系统不知道拿病毒该怎么办）。我还在接受这种治疗，使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减缓免疫系统的活动。如果这种细胞因子风暴在我体内发生，并伴随着病毒爆发的症状，我很有可能活不下来。我有心脏房颤，心率每分钟170次，需要防止凝血，包括中风。我们真的低估了病毒的能力，它会影响我们体内所有的器官。

很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只造成1%的病人死亡，剩余的人只会有一些流感症状。但情况远比想象得复杂得多。很多人将会有遗留得慢性肾脏和心脏问题，甚至他们的神经系统会被破坏。全球范围内将有几十万人，或许更多，他们的余生可能需要接受肾透析治疗。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越多，发现的问题就越多，我们需要不断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许多旁观评论员感到非常恼火，他们没有太多洞察力，却对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控制疫情的努力大加批评。这很不公平。

7周后的今天，我第一次感觉身体正在好转。我终于吃上从我家附近的土耳其有机果蔬店订购的白芦笋（我来自比利时克尔贝尔亨，芦笋特产区）。我的肺部影像终于看上去好多了。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有好消息，我开了一瓶好酒来庆祝。我想重返工作，尽管一段时间内我的活动还将受限。我重启生活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为冯德莱恩（欧盟主席）的新冠病毒研究特别顾问。

欧盟为疫苗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疫苗，我们将永远不能重新开始正常生活。这场危机唯一真正的退出策略就是在全球推出疫苗。这意味着要生产数十亿支疫苗，而就疫苗本身而言，生产工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有这么多人在努力，现在仍不确定研发新冠疫苗是否可行。

今天还有一个悖论，有些靠疫苗活下来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如果我们想推出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太多人拒绝加入，我们将永远无法控制这场大流行病。

齐心协力对抗新冠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缓解许多地方政治紧张的局面。让大家从政治紧张的局面里解放出来，齐心协力对抗新冠病毒。

不管怎样，我还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已直面过死亡，我对胡说八道的容忍度甚至比以前降低很多。我将继续平和热情地工作，但会比我生病前更加有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