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20年，我最怕的是考试
在四川省九寨沟县当了20多年老师，杨洪梅最害怕的就是考试。
每次阅卷，杨洪梅的“舌头和指头”都要受罪，因为要翻阅几百上千份试卷。组卷更累，早年她用刻钢板和油印制作试卷，三四个小时下来，裙子沾满了油渍和墨汁，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
更让杨洪梅烦恼的，是考试的答案。
她总是想知道每道题答案的正确率，以此判断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但这项统计太复杂了，她只能在讲评试卷时，让学生统一举手，才能粗略地了解。
那是一种“答案”就在手边、却没办法拿到的无力感。
随着九寨沟旅游经济的发展，许多学生的父母陆续把孩子送出这座美丽的大山。近十年来，不断有学生离开九寨沟，去成都、绵阳或者更远的地方读书。
他们离开了，县中却在不断经受着生源流失的“余波”。
去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县城中学是城乡教育的纽带，寄托着乡村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最后期望，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
如何振兴？这是一场伴随杨洪梅20余年职业生涯的“考试”。
作为海拔近2000米的高原县城，“因材施教”并非易事。
8.8地震之后，杨洪梅所在的七一南坪中学承担起全县初中学段义教均衡发展的重任。千差万别的学生被集中到一起，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教学体验，即便留下，最终的选择也多是离开。为了留住学生，杨洪梅和同事们觉得，必须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
这场考试的答案，杨洪梅找了几十年。今年是她当班主任的最后一年，45岁的她觉得，自己离这个答案已经不远了。
01
游客来了，学生却走了
1995年，刚刚师范毕业的杨洪梅被分配到九寨沟县的一所小学，当数学老师。那一年，尚未经历过旅游开发的九寨沟还不是“仙境”，它和19岁的杨洪梅一样年轻，也一样清苦。
杨洪梅记得，当时的沟口还是一片荒石滩，小学就设在附近。教室是一排平房，一到假期，平房上的玻璃就会被偷走，师生们只能把保鲜膜蒙在窗框上，暂时当玻璃用。
条件好一点的学生，会带着馍到学校，掰碎了吃。条件差一点的学生，只能吃蚕豆。学生家里都在种地，杨洪梅去家访的时候，有的学生只能用炉子上烤干的粉条招待她。杨洪梅的父母去九寨沟看她时，会给学生们烧一大锅汤，让他们也能吃上一顿饱饭。
90年代的九寨沟学校建筑
但杨洪梅并不觉得苦。
自从站上讲台的那一天起，杨洪梅就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做老师。她的学生里，最小的才三岁，最大的只比她小两岁，杨洪梅每天跟学生一起跳房子、捉迷藏，发了工资，她总会买一大包大白兔奶糖回去分给孩子们，自己只吃清水煮白菜。
她觉得，“跟成年人相处没有跟孩子们相处开心”。
当了7年小学老师，因为学校师资困难，财政紧张，杨洪梅几乎没有为学生安排过一场正式的考试，为了节约师资，学校的一年级曾经跟幼儿园合并，学生从3岁到7岁的都有。上一次体育课，杨洪梅光是按个头大小给大家排队就要花一半时间。
后来，杨洪梅自考了大专文凭，转去了九寨沟的一所初中，又调去了现在所在的七一南坪中学。这时她发现，九寨沟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昔日冷清的沟口一年年变得热闹起来，道路两边多了旅馆、饭馆，也多了大巴车和红红绿绿的旅行团。许多学生家长开始到工地上拉沙土，去饭店做服务员，去宾馆当保安，收入比原先务农时高了几倍。
学校也不一样了。
平房慢慢变成了楼房，从前只有一块黑板的教室墙面上，开始多了空调、电视、投影仪。
2003年，杨洪梅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那个时候，她只会用电脑打扑克、玩扫雷，或者写一点简单的文档，她觉得自己“字太丑”，有了电脑，写字的机会就少一些。前几年，南坪中学给每个老师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老师们上课从带课本，变成了带电脑。
如今的九寨沟县七一南坪中学远瞰
可学生却越来越少。
看似热闹的九寨沟，其实越来越难留住最年轻的一代。
家长们条件好了，都想让孩子走出世世代代围困他们的大山，去成都、去绵阳，希望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小学升初中的阶段，有的班甚至会流失将近一半的学生，而流失的学生往往是成绩最拔尖的那一批。
九寨沟县其实是全国县域教育的一个缩影——学生水平千差万别，优秀生源不断外流。成绩相近的学生一旦开始流失，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留下来，很难获得适合自己的学习体验。
02
“我们的孩子送出去了，
难道孙子还要继续送吗？”
杨洪梅甚至没能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九寨沟。
大儿子小学刚毕业，杨洪梅就把他送到了成都读初中。因为跟儿子学习差不多的同学都走了，如果儿子留下来，就会“吃不饱”，通常一个小时的考试，他半个小时之内就交卷了。
从九寨沟到成都开车要八个小时，出发那天，儿子哭得厉害，可杨洪梅“没办法”。为了供儿子读书，杨洪梅一年要花五万元——这几乎是她一年的工资加奖金。到儿子高中毕业时，全家已经花了将近三十万元。
有一次，儿子独自在外生病了，杨洪梅的丈夫早上六点多就从九寨沟出发，下午四点多才到成都，见到儿子时，他一个人蜷缩在床角，连热水都没人帮忙烧。
杨洪梅心里很难过，她想：“如果九寨沟的教育足够好，我何苦把孩子送到这么远的地方？”
一年到头，她只有假期才能见到孩子。
流失的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九寨沟发展起来后，一些年轻的老师也想去“外面”。如今，南坪中学的教师平均年龄为45岁。
留在九寨沟的老师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把孩子教好。杨洪梅见到从成都放假归来的儿子，带着他去听了示范课，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成都的老师是不是比这里的老师教得好？”
“差不多，教的东西都一样。”儿子想了想，回答道。
这句话“震”住了杨洪梅。
身为教务处主任，杨洪梅不知道的是，当成绩好的学生陆陆续续离开时，留下的学生许多基础都比较薄弱，曾有同校的老师觉得上课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反馈，“不痛快、难受、忍不住想发火”。
可抱怨着抱怨着，这个中年女老师就突然沉默了，“这些孩子也是被选择、被留下的，如果我也放弃他们，他们该怎么办？”她顿了顿说，“教好一个九寨沟的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山区家庭的未来。”
可摆在这群老师面前的，是一道棘手无比还无人解答的“大题”。
杨洪梅曾用外面学校的试卷给自己的学生组织了一次考试，有的学生考了零分。那个学生跟杨洪梅说：“杨老师，我是爱你的，可我真的不爱数学了。”杨洪梅意识到，如果再不进行精准教学，她将失去更多的学生。
包括杨洪梅在内，老师们从来没有停止留住学生的努力。
在杨洪梅之前待过的学校，有位校长曾经在印刷厂工作，他给学校带来了第一台复印机。杨洪梅开始用剪刀和浆糊拼凑出一张试卷，那是她第一次对精准教学的尝试。
2011年前后，为了精准教学，南坪中学开始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之后又引进成都七中的网课资源，部分同学可以跟随成都七中的网课直播进行学习。
屏幕两端，从九寨沟走出去和留下来的孩子又相遇了。
为了让九寨沟留下的孩子们都跟上成都七中的网课内容，杨洪梅和老师们开始对成都七中的课程内容进行“本土化改造”，删减了一部分内容，并且将直播课改为录播课，学生们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暂停讲解。
在南坪中学的一栋教学楼外墙上有一行大字：给每个孩子最合适的教育。杨洪梅说，这是之前的某任校长感受到生源流失后，为了留住学生，提出的精准教学办学宗旨。
在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杨洪梅跟老师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孩子就这样送出去了，难道孙子还要继续送吗？”
七一南坪中学科艺楼前，写着“给每个孩子最合适的教育”
03
“老师，我及格了”
2017年，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震中距离核心景区只有5公里，碧色的诺日朗瀑布、火花海湖泊受损严重。
为了帮助九寨沟重建，腾讯教育与九寨沟的合作在2018年正式落地。师生们可以在手机上缴费、打卡，也可以在“班级圈”上传动态，在“云课堂”听课，还能智能阅卷、组卷，并进行数据分析。
一开始，杨洪梅只是觉得这些工具更“方便”了。长久以来，阅卷和组卷都是件苦差事。2019年，作为教务处主任的杨洪梅在期末考试时开始强制推行网上阅卷的功能，要求老师们必须学会。
南坪中学的老师们年龄普遍偏大，有的还不太会使用电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去领红笔，在纸质试卷上批阅。“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师都比较喜欢生活在舒适圈里，不容易去接受这些新事物。”数学教学干事白凤薇回忆。
后来，领红笔的人越来越少，老师们慢慢发现，网上阅卷“太轻松了”，“甚至可以在公交车上用手机改卷子”。
现在，杨洪梅用腾讯教育可以十几分钟就出一套试卷，而且出题的内容是根据学生们的知识薄弱点自动选择的。从出卷、考试、阅卷，到试卷讲评，可以在同一天内完成。
但是，科技工具给杨洪梅带来的改变远远不止“方便”，更有她一直寻求的精准教学的答案。
通过对试卷的智能分析，杨洪梅可以清楚地知道每道题的正确率，再也不用靠让学生举手来统计了。
她还会让学生们互相阅卷，有时他们会开玩笑“这道题你都不会”，然后下一次争取考得更好。还有的学生字写得不清楚，只有杨洪梅认识，让其他学生阅卷时，字迹不清的分数就会更低，杨洪梅这才对着那个写字不清楚的孩子说：“怎么样？是不是决定要好好练字了呢？”
杨洪梅使用腾讯教育相关功能评讲试卷
跟老师们沟通时，杨洪梅也更加清楚每个班级的薄弱环节，精准地跟老师研究对策。
某次考试后，杨洪梅发现两个班级之间的语文平均分差达到了9分，就找来老师开科班数据分析会，按照数据逐一分析。后来发现，其中一个班级诗词默写丢分最多，原因是学生们并没有像反馈的那样完成背诵，而老师由于没有监督，得到了错误的学情。强化训练后，两个班级的平均分差很快缩小到了一分内。
通过挖掘一段时期内的练习及考试数据，老师还可以借助线上工具针对学生犯错的知识点生成个性化的错题本，让学生通过专项训练巩固学习效果。
在白凤薇班上，这一过程被称为“过题”。午自习、课间操甚至课间十分钟，都有基础较弱的学生主动找她过题，以巩固知识点。老师的教学不再“炖大锅饭”，不同进度的学生都能获得针对性的训练。今年中考，该班学生平均提高了10多分。
杨洪梅给学生们准备的个性化错题本
化学备课组长唐宇驰发现，精准教学带来的变化也体现在每个学生身上。往年由于赶课，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地基”打得不扎实，现在，她每个月都能针对班级和单独学生的薄弱点进行指导。
一次考试后，有学生激动地跑过来跟她说：“唐老师，我及格了！”那是这个学生第一次及格，比以往提高了十多分。
在那之前，因为教学时间有限，唐宇驰并不能关注到每一个孩子，而最近两年，她能拿着数据和错题本，从0到1带着基础薄弱的孩子们一点点进步，帮他们找回自信心，也治愈那个希望有教无类、教好每一个学生的自己。
唐宇驰看着那个孩子眼睛里的光，也笑了。
今年中考，南坪中学的成绩“创纪录了”，700分以上学生达到28个。杨洪梅觉得这是“大规模的胜利”。这也是杨洪梅将近十年来探索精准教学的一份答卷。
04
最终的答案，是自己
改变不只发生在南坪中学。
九寨沟第一幼儿园的尤仲娜么老师经常在智慧校园上传自己的讲课视频，有时教孩子们跳藏族舞，有时教他们叠纸青蛙。疫情期间，许多孩子都是听着她的声音入睡的。
九寨沟县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如美措给孩子布置了“亲子对话”的作业，让他们回家和父母聊天，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班级圈”。几乎每条视频下面都是学生们密密麻麻的点赞。
但如美措还发现，有的孩子受了委屈，不敢告诉老师，会在跟父母聊天的时候说出来。她看到“班级圈”的内容，第二天就可以马上处理。
如美措的学生在班级圈打卡阅读与朗诵的视频
好像一夜春风，教育科技的力量就这么钻进到了九寨沟教育生态的每一处角落。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每个学生似乎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教育数据库、工具库。
杨洪梅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因为她在做“真正喜欢的事”。她从小就想当老师，前些年，学校让她担任教研员，不用教课了。她干了半年，“受不了了”，她跟学校申请，让她继续当班主任，因为“没当过瘾”。
对杨洪梅来说，精准教学的一大好处是，让她可以有更多时间跟学生们待在一起，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每个孩子的脸。
学生们喜欢她，会把自己饼干盒里的防腐剂送给她，因为觉得只有一包，是“很珍贵的东西”。有的学生会叫她“老杨”或者“小杨”，她也完全不生气，也称呼学生们的“外号”，或者开玩笑说“学不好就跟我姓”“你再错这个题老杨我怀疑是你的体育老师了！”。
今年儿童节的时候，她给学生们买了个蛋糕，上面有每个学生的名字。教师节到了，学生们给杨洪梅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杨洪梅给他们的回赠就是：每人一个个性化错题本，第一页上有她给每个人的寄语。
其中一份寄语上写着：“我们山里的孩子天生是赶路的好手，心里装着世界，衣襟沾满晨光。”
杨洪梅总是想，希望自己的孩子遇见什么样的老师，她就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她依然没有停止寻找答案。
她觉得，教育科技的力量为她提供了一些工具、一份指南，让她也更加明白，其实这场考试最终的答案，是她自己。
杨洪梅的第二个孩子即将读小学，她的家离学校一公里，每天都可以回家给孩子做饭、陪他玩耍。她觉得这一次，应该不需要跟孩子分离了。
今天
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基础教育丨高等教育丨职业教育丨教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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