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击COVID-19联盟，GACC（全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丨附本周直播日历

腾讯产业互联网学堂1

发布于 2023-05-29 14: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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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3-05-29 14: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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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大流行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给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全球抗击COVID-19联盟（GACC）将组织一系列在线论坛和研讨会，为世界各地的顶级医疗保健专家构建协作环境，使他们可以分享经验并互相提供技术支持。新抗病毒新冠状病毒肺炎正在全球蔓延，给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巨大挑战。全球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联盟（全球抗击COVID-19联盟，简称GACC）将组织在线论坛和学术研讨会，建设全球医疗顶级专家的合作平台，共同分享经验，相互提供技术支持。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全球各地的各位听众，上午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腾讯医疗副总裁吴文达，我很荣幸主持此次的网络研讨会。今天我们齐聚于此，通过网络的形式沟通交流，保持社交距离。

新冠仍然在全球肆虐，全球212个国家已经确诊近400万病例，出现27万例死亡。没有任何一个医务工作者，研究者，城市甚至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解决新冠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和传统的战争不同，我们可以分属不同阵营，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同一个维度出发，那就是人性。

为了支持此次抗疫无国界合作和对话，会议主办方包括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中科健康、腾讯医疗健康和中投中财携手邀请中美6位研究和医学专家，进行一次我称之为“虚拟路边聊天”的交流，共同探讨和反思抗疫经验，以及迈入新冠后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

今天在线参与会议的嘉宾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H. Vermund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Tisch医院Brain P. Bosworth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院士还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Barry Bloom教授。我们观察到新冠病毒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是在武汉，到目前为止，过去四周都无新增本地病例，这确实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想先邀请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与我们分享疫情防控措施和策略，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防止新冠病毒的二次爆发。

钟南山院士

首先谈谈预防方面的问题，因为预防是新冠防控的核心。截至5月7日，共计360万人感染新冠，死亡率为6.9%，新冠病毒处于全球大流行态势。

第一点是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控策略，看一下疫情的时间线，1月20号公布确实存在人传人现象，这一点十分重要，从那一刻起，战疫开始。在此借用英国的疾病发展模型，在无任何干预的情况下，病毒的蔓延最终会超出医疗体系的负荷能力，这将带来极大的问题，如医疗物资短缺等等。如果医疗系统有足够的容纳能力，情况会更好一些。英国建议民众自我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当一人患病全家隔离。那么，中国又采取了怎样的防控措施呢？中国采取的强力抑制措施，而后是持续缓解。“抑制”有助于阻截病毒的蔓延和传播，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我们支持采取“武汉封城”、“公开透明”等措施。

阻截传播的关键在于保持距离，戴口罩。比如聚集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戴上口罩，这样能防止病者把病毒传染给自己，也能防止自己把病毒传给他人。以我在的广东省为例，最近有很多输入性病例，这是一个大问题。城市重新开放、交流和交通的恢复，会带来更多的输入性病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群体免疫，达到群体免疫，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是自然感染，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感染，比如天花或流感等疾病，但当然流感的死亡率比新冠病毒感染要低得多。但如果由此种途径获得群体免疫，据我们所知需要60%到70%的人群被感染，加上新冠目前的死亡率来计算，全球会有4000-4500万人死亡，大量生命因此逝去。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不会选择这种策略。大多数国家都会考虑大规模接种疫苗，但疫苗研发需要至少1到1年半的时间。因此我们全球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中国目前有三种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一种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mRNA疫苗，另外两种是灭活疫苗，其中一个由武汉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另一家在北京。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使用莲花清瘟胶囊治疗，相关数据很快就会发表，我就不多说了。莲花清瘟胶囊有一些疗效，包括总体治愈率高，症状改善快，胸部CT表现的改善率更高，转化成重症率和病毒转阴时间无明显差异。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感谢钟院的分享，从疫情初始到现在，我们都在想办法为住院患者提供新冠临床治疗和管理。我觉得您提到的一点说的很好，今后我们需要发展群体免疫，最好的方法无疑是大规模疫苗接种。但是有效疫苗的开发或者自我免疫保护需要全球携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做到。

我们回到另一个话题，自然感染和零阳性概率真的等于保护吗？这也是我们稍后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现在我们请Sten教授与我们分享。钟博士和我们分享了过去几个月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而美国现在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对此您的观点和想法是什么？

Sten H. Vermund教授

首先，我要祝贺我们的中国朋友做出了出色的公共卫生努力和临床工作，从而获得了在过去的近一个月内无新增新冠本地病例，这是我们羡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流行病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还在继续肆虐。在康涅狄格州，我们距离纽约市不远，所以我们的高速公路和火车线路上出现了一波感染，在我们的医院造成了巨大的感染浪潮。

我们州有讨论如何重新开放该州的活动，但目前来看我们依然没有达到解封的标准。首先，我们没有14天的持续下跌趋势。联邦政府指引我们建议只有到那时才应该考虑重新开放。同时，我们没有能力追踪接触者，检测能力也很有限，所以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从亚洲各国的伙伴那里了解到，多年前开始人们就佩戴口罩来应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在中国的大城市，使用口罩几乎已经是一种常态，但是在美国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才成为标准。即使在今天，我出门散步，我戴上口罩去到本地的高中，看到女运动员和青少年们依然围坐在一起。他们没有保持任何社交距离，也没有佩戴口罩，我感觉美国人还没有自律地坚持这些合理的预防措施。

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尝试重新开放经济活动，当人失业的时候，对健康打击会更大。我们知道暂停经济活动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精心筹划，采取审慎的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东北部7个州的州长正在共同努力寻求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显然，美国的各州不应该单打独斗，州长们已经在携手努力，我的同事Albert Coe是康涅狄格州政府顾问团的主席，他将代表我们州参与七个州的抱团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是一种有逻辑可度量的做法帮助重启经济。正如钟院士也说过：抗疫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那时候还是一个半月前，我们才刚刚接诊第一个新冠患者，在那次电话会议中，我们聆听了中方同道宝贵的抗击新冠经验交流，他们介绍了公共卫生和临床上的做法，我们很感动中国朋友们能这样伸出援手帮助我们，我们也怀着感恩之心把同样的做法带给了非洲同道。我们帮助非洲朋友，就像中国朋友之前帮助我们一样，我想再次祝贺中国取得了抗疫成就。我知道大家都在祝愿美国，我们也在努力采取中国在抗击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秩序的管理方法。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就像Sten说到的，今天的我们跨越太平洋相聚于此对话。在武汉、北京和纽黑文取得的防疫工作进展是前线人员辛勤工作得成果。现在我想邀请张文宏教授进行演讲。上海这座3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是怎么管理和控制新冠疫情的呢？您的经验又是什么？

张文宏教授

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中美两国的同道交流观点。钟院士刚才也提到了除了武汉之外，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我是上海新冠专家组的组长，上海这座城市有三千万人口，在一月末就已经开始了抗疫工作，我记得我是1月20日去了定点医院，在我看来，我们的经验主要是三方面：积极检测、广泛追踪和最大程度的住院治疗。

之前我们计算过ICU床位数，并比较了上海和纽约市的ICU床位数，我当时担心如果疫情在上海爆发，大量的危重症患者会让我们不堪重负，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武汉的情况和上海完全不同，钟院士刚才也提到武汉是疫情快速传播的中心。因此，应采取严格的措施控制本地传播。而在疫情相对轻一点的地区，比如上海，我觉得更应该关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尽量把所有的患者都找出来，阻断本地传播。

我们也应该采取基于社区的策略，比如强有力的社区支持。例如，武汉的社区人员挨家挨户地给居民送新鲜的事物、蔬菜和水果，如果居民要求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会送到家。我认为社区支持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我们有大量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有大量的社区志愿者，中国当时有近五万民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难以计数的志愿者帮助社区做我刚提到的那些支持工作。

及时的诊断方案和及时隔离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发展，而且也没有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在疫情早期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上海近期的重大挑战当然是控制输入病例，为此上海近期建立了一个包含近300家发热门诊和医院的网络，希望可以在未来收集所有疑似患者的样本，所有符合标准的疑似病例都可以接受免费检测，并且收治入医院隔离病房，上海的每个医院都设立了隔离病房，以隔离疑似病例。

世界各国都期待重启商业，重启社会，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欧洲和美国也会开放边境，所以我相信我们很有可能会继续与新冠病毒共处，而不是完全消灭它，所以病例的数量不会完全清零，我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怎样应对新冠疫情阴影下的新世界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将会进入新常态。近期而言，输入病例会使我们的挑战，怎样在下一阶段采取更多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感谢张教授。现在有人将纽约比作了中国的武汉，纽约成为了美国的疫情爆发中心，纽约大学是如何应对的？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请Brain P. Bosworth教授来分享一下。

Brain P. Bosworth教授

我认为现在最有价值的是学习武汉的早期经验，疫情的消息传出后，我们动员了应急管理和企业弹性小组，并在每个月初开会，密切的关注武汉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情况，包括他们正在采取的措施、未雨绸缪的举措。

在医院有了第一位新冠患者之后，我们快速地腾出一整层楼用于收治新冠患者。我们也开始规划接下来12个小时的举措，即如何重新部署整个医院，将所有新冠阴性的患者移动到其他区域。但是很快的，整栋楼人满为患，我们就将医院的其中一栋塔楼改造成了重症监护。我们将重症监护室扩容了11倍，所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有196位重症监护病人。而今天，降低到了不到100位，90出头的样子。

由于此次疫情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冲击，包括患者数量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都对所有的医护人员带来心理上的冲击。因此鼓舞士气是十分重要的，要庆祝胜利、庆祝患者出院、庆祝患者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我认为这也是响应疫情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专注于新冠患者的身体康复，也要关注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到这一点。当我们的第1000位患者出院的时候，整个大厅的人员都目送他离开，场面动人，这种类型的医护是我们需要注重的。

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也非常鼓舞人心，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不同的医护团队入驻医院，我们也让医学院的学生提前毕业了，比正常的毕业时间提早了六周到两个月的样子，他们志愿来到医院参加一线工作。看到这些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新面孔真的让人感到骄傲，也彰显出我们的医学教育不只是关乎生理学知识和治疗疾病，也包括作为一名医生应有的医德，坚守医德和从业操守并勇付一线照顾病人。这样的举动令医院的所有人员都备受鼓舞。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保持住这样的劲头，虽然疫情的峰值已经过去了，但是还远远没有触及最低点。我们重症监护病例和新增病例少了，但这并不是全面的下降，我们也没有达到连续14天新增病例下降，比如在周一就出现了强势反弹。但是已经能够持续为患者提供医护并适应和发掘医院环境和城市环境的新常态，尤其是在部分社交距离限制性措施开始松弛以恢复全球经济的大势之下，我们也担忧这会导致病例数量的反弹。所以始终保持警惕，不松弛得过快，也在积极确保我们的医院医护团队有能力和毅力一如既往地为新增病例提供医护。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感谢Brain！你和我们展示了抗疫过程中非常人性和鼓舞士气的一面，你们和医学生一起努力，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改变。现在我想邀请乔杰院士和大家进行分享，您在危难之际驰援武汉66天，现在已经回到了北京。您觉得武汉和北京得情况有什么相同点吗？您既是北京一所大型医院的院长，又是大学医学部的常务副主任，从您的角度出发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乔杰院士

非常感谢主办方组织了这个平台分享中美抗疫经验，新冠期间的确有很多抗疫想法想彼此分享。我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这里是北京市急诊量最大的医院之一，每天门诊接诊量是1.3万到1.5万人次。在我奔赴武汉之前，我们医院已接诊确诊了10位新冠患者。同时，北京的响应速度很快，已安排好了定点医院，患者在综合医院确诊之后便会转诊到定点医院。早在一月初，我们就听说有不明肺炎病例，于是我们医院准备了应对措施，对所有疑似患者进行筛查。

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的医生首先发现了疑似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并且迅速上报。1月23日，武汉按下了暂停键，我相信对这个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我于2月1日抵达武汉的时候，武汉早已是一座空城。我之前也去过几次武汉，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今日和往昔的强烈对比让我心里很难受。

我们将患者分成两类：方舱医院负责轻症患者的治疗，我们综合医院负责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北大三家医院的诊疗模式是“院包科”——即一家支援医院负责接管一个重症监护室，我们的重症监护室有50张病床，100位护士和30余名医生。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快速将病房从1个扩展到3个甚至更多，很多其他医疗救援队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我们抵达武汉两周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从刚开始的病人等床位变成了床位等病人。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多转诊一些病人到我们的治疗病房，让我们治疗更多患者，早日完成工作，返回北京、回到家里。

总之，我相信疫情整体情况是越来越好了。终于，在4月6日这天我们回到了北京。总结来说，这次驰援武汉抗疫最大的经验就是：我们需要对所有患者进行筛查，找出确诊患者，并且通过分层管理的方法进行治疗。同时内心要时刻谨记以下原则：严控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染人群。当然，这离不开我们共同的努力和相互帮助！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谢谢乔杰院士，通过您清晰的描述确实能感受到您和您的团队从北京出发驰援武汉，后来回到北京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是一段很打动人心的旅程，这样的经历已经改变或者说将会继续改变我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

现在很多人都提新常态这个词，这也像是我们今天网络研讨会的主题。如果我们放眼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到底会由什么来决定新常态会是怎样的？

Barry Bloom教授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受到邀请，刚才其他讲者都做了非常精彩的医学演讲和经验分享，这方面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我要讲的主题是，当新冠病毒在大多数地方不再肆虐，而是处于可控或完全消灭的情况后，我们的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新冠疫情这个转折点之后未来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新常态。基于我在全球卫生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基本上所有的医疗救治都是本地的，人们更认同本地社区和本地医院。但是医学研究和新知识的产生绝对是全球性的，且有一定的要求。

在这个转折点后，未来的世界将何去何从，目前我们并不太清楚。估计到今年年底前，每个国家都会出现新冠疫情，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相似的状况。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是否能激励我们重振医疗和医学研究方面的全球多国合作？我要感谢同行和很多朋友，他们在早期就发表了病毒的DNA序列或cDNA序列，因此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开发诊断试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了描述新冠病毒的文章，让世界各地的医生都能识别出新冠患者；我在香港的同事提出了新冠病毒传播模型，告诉全世界，如果不采取防疫措施，疫情将在1月28号之前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传播到世界各地。正是因为这种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我们才获取了更多知识，才能在当前开展药物和疫苗研发。

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中国、亚洲或欧洲国家之间开展民族主义竞争，全球分化加剧，这种民族主义竞争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全球卫生和知识没有价值。我担心，除非健康及其众多学术领域与我们携手共同努力，否则科学界会分裂，而这是毫无裨益的。

那我认为新常态下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多年来公众都担心健康安全和传染病，而这会加剧对当前网络安全的担忧，人们担心被监视，担心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私人对话被获取、滥用，担心隐私受到威胁。也会让大家质疑，哪些是能够信任的信息来源。但有的人并不总是支持、信任科学，他们会破坏科学界的努力，也会破坏为树立对科学的信任而做的努力。

此外，不管是在武汉还是纽约，停摆的后果之一都是新增了很多岗位。或者很多岗位变了，很多行业的员工患病。所以很多企业无法复工，尤其是制造业，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业会提高自动化程度，进而会威胁到很多人的工作机会。所以人们对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会有持续的不安全感，如果不是新冠疫情，他们不会这样，至少在我预期的时间范围内不会。同时，我们也不会回到过去的生活，但我们会适应新的事业，届时社交距离持续的时间不会是一两个月，也许餐馆会开放，但桌子会隔得更远，学校的桌椅也会拉大间距。

除了刚提到的负面变化外，我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改变，相信大家已经重新认识到了科学家为了解疫情、建模、预测干预和研发新工具所做的努力，至少在部分国家是这样，希望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这样科学界、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将赢得尊重，此前不了解我们工作的大众也会重新视他们为英雄。希望我们继续加快药物和疫苗研发的步伐，投入科研资源以寻求各个领域的创新，让人们的生活更安全、更便利，让他们更满足。

上述就是我对未来的看法，希望有的证明是错的，有的证明是对的。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谢谢Brain，我们在展望新常态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前方一片渺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其实提到新常态，我之前听到过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在新冠封城的14周期间会产生很多宝宝，当然从科学上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对吧？我想借此问乔杰院士一个问题，您是知名的生殖妇产科专家，我们都知道生活在继续，人们也会继续生育宝宝。对于孕妇们来说可能之前就有些焦虑，现在新冠的发生会让她们更加焦虑，那我想问新冠肺炎究竟对怀孕，例如母婴传播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乔杰院士

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在武汉和全国的经验和总结，我们发现孕产妇和正常人群的症状相似，这是幸运的。现在已经有100位新冠妈妈完成分娩，新生儿都很健康，虽然我们有几个案例是孕产妇分娩之后转为重症和危重症的，但她们现在都已康复并出院。但是从生殖的角度出发，对于感染者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太多证据证明病毒感染是否会对女性卵巢和排卵产生影响，对于男性而言，他们的生殖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建议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在康复后三个月以上，最好是半年以上再考虑怀孕。对于其他没有严重发热和其他症状的人来说，可以继续考虑要宝宝。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谢谢乔杰院士，我这边一直在看观众提出的问题，有两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钟院，您提到过群体免疫，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安全有效的疫苗接种做到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自然感染和自然抗体的产生是否就等于保护？我们目前是否有证据证明自然感染会造成感染进而促进群体免疫的发展？

钟南山院士

我不这么认为。多年前已有证据表明天花和小儿麻痹症都是高致死率、高基本复制指数的疾病。在西班牙，历经几代人之后依然出现了天花的大规模感染，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通过自然感染达到群体免疫，最终研发了天花疫苗。每一名新生儿或儿童都接种天花疫苗，所以我不认为自然感染是达到群体免疫的好办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疫苗技术极大提升，如今我们需要研发新冠疫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的患者可能需要等一年半的时间。至于大规模接种疫苗，我们正在考虑所谓的ADE（抗体依赖性感染增强反应）和其它的方法。研发疫苗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研发需时，我很欣赏Barry刚才说的一句话：健康是个人的事，也是全球的事。我很欣赏这句话，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展国际合作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已经就不同议题进行过11次交流，探索合作的方方面面。

至于疫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谁会最先研发出新冠疫苗，但我更关心的是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需要集合全球的力量，共同携手研发疫苗，造福人类。回到你的问题，我想大规模接种疫苗才是达到群体免疫的理想途径。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验证疫苗接种的有效性。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谢谢钟院。我想人类与新冠病毒的终极一战就是靠疫苗，我们需要去平衡这一点。下一个针对新常态的问题是，今后会有不止一个候选疫苗出现，那么人们就对于疫苗的供应和优先顺序产生疑问。不仅是不同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就像Barry提到的，哪些人群亚组可以优先通过接种疫苗获得保护，是最易感的人群吗，比如说承受着高风险的医疗工作者，他们是最易感的。但是我相信这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在携手努力克服解决疫苗研发的问题。

我这里有一个小问题给Brain，您是负责抗疫前线管理工作的，美国很多州包括纽约州都在通过各种活动谈论解封问题，基于风险的考虑，你是否可以预见纽约州如果解封会出现什么问题？

Brain P. Bosworth教授

因为纽约州解封是分地区进行的，纽约市是疫情中心，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是全国疫情密度最高的地方，还有周围的一些区域。所以纽约州解封应该要分阶段进行，纽约市和周边城郊将会晚一些才解封。我觉得解封需要非常小心并且分步骤进行，一方面要降低患者数量和监管，一方面要开展测试和接触者追踪。

Barry和Sten都提到过的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接触者追踪，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接触者追踪如何开展，人们怎么看待？毕竟这有可能会触犯他们的隐私，比如说如果你接触了一个存在风险的或者确诊的人，你的手机就会想起来提醒你，这会对社会造成一些影响。

吴文达（腾讯医疗副总裁）：

我想接触者追踪今后也是很重要的。谷歌和苹果都提出了方案来解决接触者追踪的需求并且保护个人隐私，这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可以看到欧洲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中国是使用了电子健康码的方式能够让人们出行，并且及时了解他们的健康风险和状况。如果没有这些举措，各国已然非常繁忙的疾控中心恐怕就要再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去负责接触者追踪。这就好比养猫。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猫长什么样子，猫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很多时候却看上去不同。

我们的会议时间就快要结束了，我想借用Barry那句话：健康是本地化的，健康研究室全球化的。这也是我们建立全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