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生了病,自然就要去医院看医生。
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一般的头疼脑热,感冒伤风,并不需要去三甲医院这样的大医院排长队挂专家号,只需要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一下,开点药吃就好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一是小毛病治疗起来比较简单,不需要太高深的医术,另一方面就是出于对性价比的考虑。
毕竟大医院挂号难、时间长、花费多,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为了一点小毛病去接受一番折腾,实在有点划不来。
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一直强调要加强基层社区医院建设。而对于基层社区医院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也不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能够诊疗各种常见病的全科医生。
与医疗体系相似,我国检察机关80%的案件在基层县区院,而这80%的案件中,也基本上以一般、简单案件为主,真正能称得上疑难复杂案件的其实并不多。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检察机关80%的办案力量也在基层县区院,而其中的绝大多数的办案力量是集中在刑事检察部门。
前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办理案件的专业化水平,检察机关对内设机构进行了重置。
以刑事检察为例,将过去按照诉讼流程和职能划分的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改成以管辖罪名不同为区分标准的第一检察部(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第二检察部(重大刑事犯罪检察部)、第三检察部(职务犯罪检察部)、第四检察部(经济犯罪检察部)、第五检察部(刑事执行检察部)。
这种以罪名划分部门的改革,对于市院以上的部门,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的的确确可以让这些高层级的检察官更加专注于某一类犯罪案件的办理,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专家型检察官,来办理或者指导办理那些疑难复杂案件。
但对于县区等基层院来说,这样的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导致不同部门办案压力的不均衡。
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基层院来说,普通刑事案件才是大多数,真正能办理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刑事执行案件的数量并不多。
这就导致第一检察部(普通刑事检察部)在人员配置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要承办明显多于、甚至数倍于其他刑事检察部门的案件。
而根据办的越多所涉及的考核指标越多、可能出错的地方越多、越难以争取资源干出亮点的定律,第一刑事检察部就成了办案压力最大、最内卷、背锅最多、被锤最多、晋升最慢的部门。
同时,也因为“普通刑事犯罪检察”中的“普通”二字,也使得第一检察部的检察官成为刑事检察专业能力鄙视链中最底层的存在。
于是,越来越多的基层检察官都在想着怎么逃离第一检察部。
第二个问题是影响新人的全面成长。
在这一轮司法改革之前,刑事检察只分为审查逮捕和公诉两个部门。
对于这两个部门的检察官来说,你需要承办所有类型的案件。小到偷鸡摸狗,打到杀人放火,从交通肇事到故意伤害,从集资诈骗到走私贩毒,分到什么办什么。
不会办,没办过,既不是问题,也不是理由。你可以找人请教,去网上查资料,去书里找答案,真正的是在办案中学习,在学习中办案,通过一个个案件的办理,真正让自己将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在办案中得以实践、巩固。
因为所办理的案件类型多,接触的罪名多,也会在无形中提升全面监督的能力。比如之前我在办理一起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就发现其中有骗取国家农业补贴的诈骗线索。
但现在,新进人员在进入各个部门之后,长期接触的只有某一类案件,只要换个罪名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某省一次员额遴选考试中,有一道职务犯罪案件的题目,来自其他几个刑事检察部门的年轻同志就表示一脸懵逼,不知道该怎么做,监督的要点在哪里。
而对于基层的职务犯罪检察、经济犯罪检察部门的年轻同志来说,受限于所在层级低和案件量少的现实,也很难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成长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想要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其实并不难,答案就是在基层院实行“大轮案”——即打破部门壁垒,所有的刑事员额检察官统一接受案件管理部门的分案。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分案方式,会影响与上级院部门的对接,会影响本部门的行政管理。
但实际上,由于人数的限制,县区院的部门与省市院的部门本来也就没有一一对应。
而本部门的管理,更多的是在行政工作方面,是在信息调研、数据报送等事项,与案件本身关系不大,这些工作依然可以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内勤来完成,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一家通常只有几十个人小院,要想打破这种内部办案压力的不均衡、帮助更多年轻人更加全面的成长,从而真正实现高质效办案,就应将有限的人力资源集中在一起使用,形成合力,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大轮案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最后一句:隔壁公司一位喜欢夜聊的朋友说,我们一个刑庭的法官办了你们所有刑事检察部门的案子,偶尔还能办一点民商事案子,你们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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