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亿农民是区块链鼻祖，实施区块链Token制度长达23年

中国全民搞23年的工分区块链（token），完全符合区块链思维：

1）下田劳动就是挖矿；

2）每个生产小队是一个节点，分布式节点；

3）工分（token）有浮动价格，根据挖矿成果衡量价格；

4）每个场景给多少工分需要大家早晨在打谷场上商量分配（共识机制）；

5）公开账簿，社员都可以随时查账，定期在打谷场贴出账簿；

6）投票机制，到年底算账，多少做分红，多少作为来年生产储备，生产队长与骨干社员一起协商确定。

工分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

工分值是劳动单位总产值除以人数后的平均值,再平摊到一年节假日除外的工作日当中，所得出的记名工价。

工分是特定社会背景条件下产生的特定词汇。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被称为 “上工”，工分就是那时生产队会计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报酬分数的简称。年底，生产队会计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当时，男劳力每天就六七分工，女劳力四五分工，老幼病残一般也就一二分工。遇上丰收年景，效益好的生产队工分单价能值四五分钱，效益差的生产队三四分钱甚至二三分钱。

详细制度：

一、底分评定

那时生产队的成员都统称为社员。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都有一个底分，底分的赋值多少，一般根据社员的个体强弱和技术高低，经评定的每工作日应得的工分，就是劳动者的底分。一个中等男劳力，凡能拿得起田里农活犁耙的十八帮武艺，一般定为10分，有上下差距者定为11分、9分，能完成土里的全部农活的中等女劳力，一般定为7分，能力有上下差异的定为8分、6分。那时的学生，受到的爱国爱社教育多，年纪虽小，劳动观念可强，很小就想参加集体劳动，对于他们的底分，队里则根据年龄、个子来确定，一般为3、4、5、6分不等，有些生产队也设0.5分为一个级差。但每个人“底分”的获得，必须通过正常会议程序最后确定。

1、队委成员评议，社员大会通过。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配有会计、出纳、记工员，有的队里妇女多，还设妇女队长。由以上人员组成生产队的领导集体。如果这个领导集体威信高，社员觉悟高，所有社员的底分基本由他们定下方案，因为都在一起劳动，挑担、插秧、割稻、挖土，谁的手法快，谁的劳动态度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在社员大会上走个程序，做细微调整就通过了。

2、社员大会评议通过。如果队委的威信不是太高，或是队委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便采取社员大会直接评定的方法，确定社员的底分。这就难免人多口杂，意见难以统一。有的生产队不得不使用特别方法确定，如选在某个时间地点，采取挑担子的方法确定。如能挑150斤重的，评为12分，能挑120斤的为10分。或扛一颗大树，能走100米的为10分，走80米的为8分，等等，依次类推。

3、评定底分时间一般选在年初。根据社员成长和衰老的变化情况，有的生产队的社员底分是一年一定，有的队是多年才定一次。定底分是生产队里的大事情，事关社员一年的工分数量,牵涉到每个家庭的年度分配，有时会为某个成员底分的微小变化而争吵，大多数生产队是由几个大家族组成，尽管都是些牵扯亲戚，但还是必须慎之又慎，有时需要几个回合才能摆平。

底分评定会议很难选在白天召开，除非当时连绵雨天。所以大多定在晚上召开，待人员到齐时间就到了晚上8、9点钟，大家几度交锋，会议需要开到凌晨2、3点是常事。只要有了底分，就可以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中究竟能出力多少，全凭个人各自发挥。但那时社员的思想觉悟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态度体现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譬如能挑100斤，劳动时只挑80斤，下次评分时就会有人提出来，说不定会减底分，所以特意偷懒的人还是不多。大家一心一意出集体工，千方百计挣工分，盼望当年有个好收成。

二、工分计算

生产队里春种秋收，修塘筑路，诸多事情需要社员一件一件地去完成。因为当时社员的生活较苦，农村里大都只吃两顿饭，所以一天的工作分早中晚三个阶段，一天的工分也由这三个部分组成，即早上劳动，占本人底分的20%，中午劳动，占底分的50%，下午劳动占30%。劳作时间根据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而定。每天清早，队长口哨一吹，然后安排今天的活儿，社员们带着工具，去到队长安排的劳动地点。在生产队劳动，最大的特点是人多场面大，如挖红薯，全队整体出动，齐齐浩浩几十人，有的割薯藤，有的挖薯，有的除泥土，为了缓解劳作之苦，有人打谜语，有人讲故事，热热闹闹的，情到深处，难免有人入神，队长就会大声说“话要讲，棉花要纺啊”，立即就是一片欢畅的劳作声。一天劳作完成后吃罢晚饭，每家派一代表，或点着火把、或提着煤油灯来到队部，开始了今天的工分登记。

工分登记由记工员具体计算登记。这个登记簿又称记工单，一般由公社或大队统一编印发放，生产队记工员专用。记工单设姓名、性别、日期、分值（工分数）等项目，有些详细的记工单还包括劳动内容等。记工员根据社员自报的出勤或完成的任务，在昏暗的灯光下拨动着算盘，那清脆的珠子声报告着劳动成绩。然后用笔记下，经家庭代表现场应答确认即可，遇到有争议或歧义的地方，由队长拍板定案。记着记着，一天的疲劳涌上心头，由于数目甚多，有些队的记工员文化不太高，要算几次才能出结果，一个晚上就打发了。

1、按底分记工。这是最简单的记工，纯粹是个人底分的翻版，被后来的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死分死记”，只要到了现场，有出勤就计分。基于对土地的眷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大伙在夏季里耕耘，常常挥汗如雨，在秋季里收获，更是热气腾腾。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时那景，正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真实写照。区区几工分，获得太艰难。但有时也有轻松的活儿，如某年周旺区召开万人大会，某队离会场有20里，公社要求社员都要参加，队里只好歇工一天，大伙当做难得的休息，走着走着，有的就开溜了，后来队长英明，只要到了某地，能回答出看到某某景况的社员，都可记上全天工分。

2、按件（量）记工。如年幼的学生，或年老的妇女，他们一般从事割草、摘棉花、辣椒等手工作业，生产队不统一工作时间，就凭他们所获重量来计分，如刚开春时，10斤青草记工3分，摘10斤棉花记工5分，扎10杠烤烟计4分。这个本来很好计算，但负责计数的人有时没有拿本子来，随手将重量记在墙壁上，或烟盒子上，不经意被小孩涂改或丢失，那就靠自己报数、别人证明回忆确定了。有的成年劳力，乘着午饭的间隙，去做点记件（重）的活儿，也可多挣些工分。

3、包干记工。将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的工分，包给若干人来完成，然后这些人再来分工分。这就比较灵活，工作时间由承包人自行安排，工分登记是按人员底分，或平均分，全由这伙做主刮分，只要参与的成员没意见。进入七十年代末期，生产队开始实行季节性包工，称为“小包工”，以后出现了常年包工称为“大包工”。这较前面的计分方法进了一大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

4、杂事记工。这个部分的记工，其名目繁杂：有些生产队为了搞活经济，安排或鼓励有手艺的社员，在农闲季节外出搞副业，一个月投资30元，也可记工300分；大队或公社抽去修水利、建公路、搞宣传等，人员在队里记工；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他们的工分由大队分摊到生产队；还有生产队里的领导，因为劳力操心，每年补贴不等的工分。

三、工分兑现

社员通过一年的辛勤劳作，挣了若干工分，眼望着年底的劳动收益。时值隆冬，队委抽几个雨天或工作间隙，在队部燃起了熊熊柴火，围着火团制定年度决算方案。生产队的年度结算，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般只搞年度结算。对红薯等不易储存的物质，在收获的现场就采取按人头预分了,根据实际情况，有时将谷子也在不同季节做了预分配，年终只是根据工分再作一次正式的总结算。在大队规定的截止日后，记工员统计好生产队全年的总工分，保管员统计好全年所收谷子、麦子、红薯等物资，出纳将年度卖辣椒、烤烟、棉花等经济作物所得，减去年度农业税、买农机、化肥等开支数，一一汇总到会计手里。队委根据本队的实际，除去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留足来年的生产准备金及度荒口粮，剩下的就是本年度可以分配的。有传某队长去公社开会，领导说要“统一兼顾”，他回到队里一汇报，变成了“统一折谷”，会计只好根据队长讲话，把小麦、红薯等杂粮也按不同的金额折成谷子的价格进行决算，真是歪打正着。决算收益主要处决于全年总工分，年度分配主要体现在红利分配和口粮分配上。

1、红利分配。将生产队全年可分配的总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的总工分, 得出一个劳动日(10 分) 的价值；将每户的总工分乘以劳动价值,得出该户全年总收入。减去该户在队里的预支出(主要是口粮消费) ,即得出该户在该年的净收入(或净负债)。虽然集约化程度高，但生产水平不高，一年创造的劳动价值很不理想，一个劳动价值在1元以上的生产队，就算最好的队了，一般维持在0.3--0.5元左右，特别差的队，某些年份还在几分钱的水平。所以，穿着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衣服、住着那四面透风的房子就不足为怪了。

2、口粮分配。多数队按人劳对开的原则，即一半按工分，一半按人头。这个方案兼顾了公平，体现了人人平等，但也存在问题，一些家庭成员壮劳力多，挣的工分多，认为对集体的贡献大，而平均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一些家庭成员孩童多，全家挣的工分少，得出钱买口粮，所分粮食能够满足需要，经过几番较量，有的队就按人四劳六分配，似乎也达到了某种平衡。那时的生产队，生产搞得好，人平可以分到600--800斤谷子，不足部分将杂粮代替，中等水平的生产队，人平可以分到400--500斤谷子，红薯、小麦等杂粮充在其中，半年干来半年湿，将就着过日子，最差的队人平才分到200-300斤谷子，把其他杂粮加起来，人平800斤/人，基本能满足蛋白质和热量要求。

2018年3月（图源自网络，侵删）

·END·

【▼关注我们，看更多区块链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