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人之初，性本恶！

引言：生存本能的生物学根基

从生物演化视角出发，“性本恶”并非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批判，而是指人类作为生物体，与生俱来便拥有争夺资源以保障自身生存及基因延续的本能。这种“恶”，实则是自然选择过程中塑造的生存策略，与伦理善恶有着本质区别。接下来，我们将从四个维度深入论证这一观点。

一、生存竞争：基因驱动的利己性

（一）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

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个体为提高自身基因传递的概率，需在有限资源，如食物、配偶、栖息地的竞争中胜出。以雄性海象为例，它们为争夺交配权常常展开血腥搏斗，失败者的基因往往难以传递下去。早期人类部落同样如此，为了获取足够的领地与食物，部落间频繁发生冲突，胜利的一方才有更多机会繁衍后代，延续自身基因。

（二）人类幼体的资源掠夺性

婴儿的啼哭，看似简单，实则是其争夺照料者关注与资源（母乳、保护）的重要方式。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未经社会化的幼儿普遍具有独占玩具、排斥他人的行为，而分享意识是在后天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充分说明，人类在幼体阶段就已展现出资源掠夺的本能。

二、群体内的合作假象：利他背后的利己计算

（一）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规则）

个体倾向于帮助遗传亲属，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基因逻辑。因为亲属之间共享部分基因，个体对亲属的利他行为，实际上是间接提升自身基因的存活率。例如，工蚁会放弃生育，全身心服务蚁后，这是因为工蚁与蚁后基因相似度高达75%，其行为本质是基因自私性的体现。

（二）互惠利他主义（Trivers模型）

群体内的合作往往基于对未来回报的期待。在重复博弈中，“以牙还牙”策略能够稳定演化。就像黑猩猩通过互相梳理毛发建立联盟，其目的是为在未来争夺地位等关键时刻获得对方支持，合作只是表象，背后隐藏着利己的考量。

三、文明社会的道德约束：对本能恶的驯化

（一）道德与法律的起源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是狼”，社会一片混战。为了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人类通过缔结契约建立起秩序。早期法典，如《汉谟拉比法典》，其核心目的是遏制暴力与欺诈行为，重点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而非鼓励善行，这表明道德与法律的起源是为了约束人类的本能恶。

（二）神经科学的证据

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抑制冲动，而这一区域在人类进化晚期才充分发展。这意味着，控制攻击与自私行为需要后天的训练。研究发现，额叶受损患者常常表现出暴力倾向，这进一步印证了道德约束既依赖生理基础，也离不开社会教化。

四、资源争夺的现代表现：结构性恶的延续

（一）经济体系的竞争本质

资本主义市场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体在市场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了贫富分化与生态剥削。数据显示，全球最富1%人口的碳排放量是最穷50%人口的两倍，这清晰地反映出人类在资源占有方面的本能惯性，即使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也未改变。

（二）技术垄断与知识霸权

专利制度在保护创新的同时，也阻碍了技术的普惠。在新冠疫苗分配中，高收入国家大量囤积剂量，导致低收入国家接种率严重滞后，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全球治理中自利优先的逻辑，是资源争夺在现代社会的典型表现。

反驳与回应：同理心与合作的演化意义

（一）同理心的生物局限性

镜像神经元使个体能够感知他人痛苦，但实际的帮助行为往往局限于“代价可控”的范围。例如，人们在捐款时较为慷慨，但很少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他人。旁观者效应实验也表明，群体中个体的援助意愿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下降，这说明利他行为受到情境理性的制约。

（二）群体选择的争议性

虽然群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提升整体生存概率，但群体间的竞争，如战争，在历史上始终占据主线。群体合作更多是服务于群体层面的“扩张性恶”，其本质并非纯粹的利他。

结论：性本恶作为生存理性的起点

“人之初，性本恶”是对生物本能的客观描述。从基因层面看，个体天生携带争夺资源、优先存续的编码；在行为层面，未经教化的幼儿展现出明显的占有欲与排他性；于社会层面，文明虽通过规则压制本能恶，但在危机时刻，如自然灾害来临时，社会常常又回归到无序竞争状态。承认性本恶，并非否定人类向善的可能，而是正视人性的起点，进而依靠制度与教育构建“向善的约束”。正如荀子所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这恰恰说明文明是对本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