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跑步机上的虾和变性老鼠为何对科学有益

Science needs more shrimp on treadmills

科学领域需要更多“在跑步机上的虾”式研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非资助了太多无意义的科学研究，而是资助得还不够。

据唐纳德·特朗普、埃隆·马斯克及其盟友所言，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发放科学研究资助的机构，就像是一个“觉醒”的资金池，里面的钱都被用来资助那些无意义的科学研究，而这些研究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毫无帮助。

在周二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总统称赞了马斯克及其美国狗狗服务团队（U.S. DOGE Service）揭露了“花费800万美元让老鼠变成跨性别”的项目。

周三，在对杰伊·巴塔查里亚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对他所不屑的“无意义的研究”嗤之以鼻，比如研究孤独的老鼠是否会吸食更多可卡因。

去年11月，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抱怨那些研究熊猫粪便的速度以及大象解决谜题能力的研究项目。

作为参议院狗狗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恩斯特还把那些长期以来被质疑科学研究资金使用的人最爱拿来说事的例子批驳了一番：那项花费130万美元研究在跑步机上的虾的项目。2011年，在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此小题大做之后，这只在跑步机上的虾就成了无意义科学研究的典型代表。

一台水下跑步机用于测试大西洋白虾对黑鳃病的反应。（视频：由查尔斯顿学院的利奥·伯内特提供）

该研究背后的研究人员早就解释过，跑步机实际上只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项更广泛资助项目中一个很小且花费不多的部分，该项目旨在研究虾和螃蟹的健康状况。尽管如此，关于跑步机的故事还是经常被提起，包括上个月一位保守派网红在X（原推特）上发布的一篇广为流传的帖子。

至于那些老鼠的研究，特朗普指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近资助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旨在探究跨性别激素在动物身上的安全性和影响。

无意义的科学研究常常成为网络梗图和尖刻新闻标题的绝佳素材。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往往只是所谓“前沿科学”中一些奇特的例子——或者说是基于相对新颖想法的研究。

这种跳出常规的探索性研究通常会走入死胡同。但前沿科学仍然是科学探索的基石。科学家们在这里孕育出许多想法，尽管这些想法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结出果实，但它们有可能带来改变科学范式的重大突破。

就像精明的风险投资家会资助大量由古怪天才经营的初创企业，希望最终能在其中类似贝宝（PayPal）这样的独角兽企业中拥有能带来巨额收益的股权一样，我们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也应该支持足够多的前沿科学研究，从而不断推动创新，为未来的治疗方法和解决方案提供助力。公共投资至关重要，因为这类研究的盈利周期通常太长，难以吸引足够的私人资本投资。

毕竟，如今的“奥泽匹克（Ozempic）革命”的成功要归功于对希拉毒蜥毒液的研究。经过四十年的研究，这项研究最终催生了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有望改变公共卫生状况，并且已经在推动经济变革。

所以，如果说无意义是前沿科学的代名词，那就继续吧——让我们看到更多这样的研究。

从各种指标来看，近几十年来科学创新的速度已经放缓。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对美国的未来有着严重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经济、应对重大健康、技术和气候挑战的能力，以及美国与东方大国竞争的能力。

据学术研究人员的一致反对意见，特朗普政府对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人员配置及其为受资助者支付的管理费用在内的联邦机构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削减，对科学进步构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下一任院长将面临着保护该机构免受美国狗狗服务团队的严厉削减、特朗普政府的严苛审查，以及新上任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反复无常的想法的挑战。小罗伯特·F·肯尼迪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政治世家子弟，他善于夸夸其谈，但缺乏科学专业知识。

除了要进行这些艰巨的努力来保护机构的核心架构之外，在巴塔查里亚的领导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许有能力支持更多的前沿科学研究。巴塔查里亚是斯坦福大学的卫生政策教授，他一直倡导进行改革，以促进对这类探索性研究的更多投资。在周三的听证会上，他将支持此类科学研究列为管理该机构的五大支柱之一。

2020年，巴塔查里亚与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家米科·帕卡伦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发放研究资助时变得更加保守。他们发现，在资助前沿科学研究方面，这家联邦机构往往会等到新想法酝酿了大约七年之后才会出手。

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创新想法的资助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基因组学。从表面上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希望把钱投到热门领域。但如果这种做法过于极端，就会导致研究资金偏向某些领域，而不利于那些从目前还不太受关注领域的新颖研究中产生的特别出乎意料的发现。

关于近年来科学创新停滞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是“资源枯竭论”：认为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发现了。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研究人员变得过于保守，没有承担足够多的、可能会开辟他们甚至还看不到的新途径的风险。

毕竟，在19世纪末，顶尖的物理学家们曾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该领域的主要发现。然后，相对论就出现了。

在一次采访中，帕卡伦表示，指导学术研究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利于创新探索。一方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评审小组的研究人员可能不太愿意冒险，因为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奖励那些熟悉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事物。

此外，过去学术界的主要准则是“要么发表成果，要么面临淘汰”，而如今，获得高引用分数已成为首要目标。帕卡伦说，这抑制了那些更具开创性的研究；相反，它更有利于进行那些处于当前科学讨论核心、更有可能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的研究。

因此，巴塔查里亚和帕卡伦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或许可以在谷歌学术上显著展示——用于评估研究的新颖性，从而激励更多创新研究。（不过毫无疑问，这样的新增标准也会带来一些不良激励，需要进一步调整。）

“科学进步取决于科学界是否愿意系统且持续地尝试新想法，” 这两位作者在2020年的论文中写道，“当新想法刚刚诞生时，它们往往还不成熟，人们对其理解也不深，只有通过对其优点的修正和辩论，这些想法才有可能（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发展成为具有变革性的想法。”

谁知道呢，也许下一个重大突破就会在一缸美味的虾的研究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