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升级：跨国医药巨头为何成为 "池鱼"？

3月，欧美贸易争端正从传统制造业向医疗领域蔓延。

当美国政府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25%关税，欧盟以260亿欧元反制清单回应时，跨国医药企业意外成为这场博弈的 "人质"。

从诺和诺德的减肥神药Wegovy到默沙东的抗癌疗法 Keytruda，这些年销售额超百亿美元的 "重磅炸弹"，正面临因关税引发的供应链断裂风险。

供应链深度绑定下的关税冲击

诺和诺德在丹麦的 Wegovy 生产线、默沙东位于爱尔兰的 Keytruda 工厂，每年向美国输送价值超千亿美元的药品。

一旦关税落地，这些药品的终端价格可能上涨15%-30%，直接冲击美国联邦医保体系。

正如Redburn Atlantic分析师贝克所言："当美国政府成为最大买单者时，关税最终将转化为纳税人的负担。"

这种供应链依赖源于欧洲凭借成熟的生物制药技术和完善的监管体系，长期主导高端药品生产；美国则聚焦研发与市场终端。

以单抗药物为例，全球70%的生物药原液产自欧洲，而美国市场消化了其中 40%的产能。

这种深度绑定使得关税政策具有极强的传导效应，任何环节的成本增加都会迅速扩散至终端市场。

药企的突围与困境

面对关税威胁，跨国药企陷入两难境地。

一方面，它们通过行业组织PhRMA 联合游说，强调关税将直接违背美国政府降低药价、提升国民健康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启动应急计划：诺和诺德宣布追加41亿美元扩建北卡罗来纳州工厂，礼来加速将欧洲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

但供应链重构谈何容易？

行业测算显示，在美国新建一座符合FDA标准的生物药工厂需耗时5-10年，成本高达20亿美元。

更严峻的是，转移生产意味着研发资金的挤占。正如某欧洲药企高管所言："我们在修复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

这种困境凸显了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悖论：企业为追求效率建立的供应链网络，在政治博弈中反而成为脆弱环节。

当特朗普政府以 "美国优先" 为由推动制造业回流时，医药行业的高技术门槛与长周期特性，使其难以像传统产业那样快速响应政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