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称“经济学家”的宋清辉因频繁卷入舆论争议引发关注。从炮轰河南零售企业胖东来“缺乏核心竞争力”,到嘲讽董宇辉获得人民文学传播贡献奖是“文学悲哀”,其言论屡屡掀起舆论风暴。这些争议表面是个人观点交锋,实则折射出传统精英话语体系与新兴商业文明、流量经济与公共价值之间的深层碰撞。
一、从胖东来到董宇辉:宋清辉的“批判逻辑”剖析
宋清辉对胖东来的核心指控围绕“缺乏核心竞争力”,认为其依赖创始人于东来的个人魅力和流量噱头,员工高薪(月均9886元)与极致服务(免费改裤脚、500种购物车设计)等举措成本过高且易被模仿,无法形成技术壁垒。然而,胖东来以98%的顾客复购率、0.3%的商品损耗率(行业平均2%)和3倍于行业的人效比,证明了其服务体系的不可替代性。宋清辉的批评被指忽视零售业的本质是服务体验,而非专利技术,其“唯数据论”忽视了消费者对人性化管理的真实需求。
当董宇辉因推动《额尔古纳河右岸》销量超过700万册、《人民文学》杂志订阅额达到1785万元,而获得人民文学传播贡献奖时,宋清辉斥之为“文学悲哀”,认为其直播解读书籍时仅用“人生要耐寂寞”概括《百年孤独》是文化浅薄的表现。这种批评却忽略了董宇辉的底层价值:他将文学从象牙塔带入大众视野,通过直播让数百万观众重新燃起阅读兴趣。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虽批评其文风“华而不实”,但也承认“破圈本身就是功德”。宋清辉的言论暴露了传统精英对大众文化影响力的焦虑,将“文化标准”狭隘地定义为学术深度,却漠视传播广度与社会价值。
二、争议的本质:流量博弈与身份合法性危机
其实宋清辉的批判常被质疑缺乏学术根基。学历争议(被曝中专毕业)、自封“经济学家”头衔却无权威学术论文、创办的“清晖智库”查无实据等背景,使其公信力备受质疑。而其言论模式——专挑热点事件站对立面(如为翟欣欣喊冤、称“中国人假期太多”),用极端观点制造对立——被指是典型的流量收割策略。例如,抨击董宇辉后其账号粉丝暴涨20万,硬刚胖东来索赔百万的话题阅读量破亿。
胖东来起诉宋清辉事件,本质是法律与舆论场的规则冲突。宋清辉坚称其言论属于“学术批评自由”,但法律层面需界定“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的边界。例如,他称胖东来“羽绒服毛利3毛是欺骗消费者”属事实性贬损,而“缺乏核心竞争力”则是主观评价。这种模糊地带恰被宋清辉利用:通过混淆事实与观点,既能规避法律风险,又能煽动情绪获取流量。
三、撕裂背后的时代隐喻:谁在定义“价值”?
胖东来与董宇辉的案例,揭示了传统经济学与文化评价体系的局限性。当95后消费者将“周二闭店”“员工带薪抑郁假”视为企业魅力时,以“技术壁垒”“规模效应”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已显滞后。同理,文学奖若仅以“学术性”为标尺,则无法解释董宇辉让《人民文学》单场卖出1785万元的传播奇迹。社会正在重构价值尺度:服务体验、情感共鸣、社会效益等“软实力”正获得与硬指标同等的话语权。
宋清辉对董宇辉粉丝“丈母娘”群体的嘲讽(称其多为“四五线城市、初中毕业”),暴露了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消费的俯视心态。但这种“文化等级制”在互联网时代遭遇反噬:董宇辉的励志故事、胖东来的员工关怀,恰恰填补了普通人被忽视的情感需求。当知识分子将“批判”简化为对大众品味的贬低时,反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对立。
宋清辉现象警示我们:当批评沦为博眼球的工具,公共讨论将失去建设性。真正的批判应基于事实与逻辑,而非刻意制造对立。例如,胖东来若真存在商业模式缺陷,学界应通过数据分析提出改进方案,而非用“河南耻辱”等地域歧视语言激化矛盾。当今社会需要建立更开放的评价体系:既容得下胖东来“以员工幸福驱动服务创新”的实践,也尊重董宇辉“用直播重构文学传播”的探索。
(褚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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