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附近：数字游民的流动社交与空间实践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写作，作者虞鑫李一诺

阅读准备

逃离大都市与格子间，一根网线连接工作、诗与远方，数字游民拥有几乎完全的时间掌控和地域自由权，但摆脱了对组织的社群依附，数字游民呈现“无家性”的社会状态：工作空间和私人空间交织在一起，在流动中建立联结。基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数字游民的交往实践被视为一种消解权力的规训与控制的手段。

数字游民打破工作地域性的禁锢，一方面与工作伙伴跨越物理距离被整合在虚拟世界中，另一方面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流动中建立真实可感的连接，由此拼贴起具有协商意味的社交空间来抵抗现代工作方式对日常生活的植民，获取主动感知周边世界、发现与探索“附近”的机会，在开放、包容、无限性的空间中探寻社交的边界。

省流版干货提炼

● 数字游民为逃离现代工作方式对日常生活的殖民，通过在线的工作与在地的社交构建出独特的、定制化社交空间。

● 数字游民将社会化表演的舞台从隔间移至虚拟空间，营造更加自由可控的“表演”情境，也借助线上线下拼贴的社交空间获得了在“行走”中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社交连接的机会。

● 数字游民建构了区别于原子化社会的友善的“附近”。其以明确的主观自我意志为基准，是数字游民渐入这个庞大社会之前的中间地带，促使他们对发生的变化的世界有更真实、有根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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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现代工作与生活方式的反思，数字游民决定在流动中安置自己的精神需求，但漂泊的状态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社会认同感的抽空。即使在现代性的流动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捆绑被削弱，人们依然离不开对社交互动的需求。只是在流动的交流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形态更加分散和复杂。尤其身处中国“熟人社会”的社交文化中，数字游民如何在不确定性下重构职业关系，如何不断与陌生人连接在一起、平衡新鲜感与归属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本文将数字游民视为流动的有机整体，并跳出物理意义上对社交空间的讨论，关注他们所建构的空间的社会性，具体化为空间行为和实践以及围绕这一系列实践的社会与文化意涵。

从被动融入到自我放逐：

社会交往的流动转向

现代化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个体认知方式、行为特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中，人们摆脱了被框定的身份归属，又陷入新的自我叙事焦虑中：如何在流动中建立身份认同、如何在与他人不确定的关系中寻觅扎根之处。

在液态现代性带来的劳动个体自由性增强的背景下，人们的自我建构方式由过去的集体认同和仪式认同转变为消费意识建构。人们通过消费来确立共同体、获得安全感。因此“生活方式型移民”通过流动、通过消费行为来重构自我、寻找理想的皈依之地。“生产者社会”的运行规则被颠覆，共享的情感、体验、品味、兴趣、理想成为搭建关系网络的粘合剂。

不过，从传统的羁绊中获得解放也意味着要独自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人们始终不会放弃对共同体的追求，以获取一定的情感能量和暂时的栖息之地来对抗风险。

空间实践：

数字游民在“附近”的日常交往

数字游民将办公空间转移至线上，依靠移动通信等便携技术发展，像游牧民族一样生活同时与工作保持联系。他们自行选择工作时间与地点，工作、休闲与旅行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高度灵活但边界模糊的生活状态。

数字游民也面临着“集结行动者、寻求资源、与他人合作”三个层面的挑战。他们需要可靠的物质资源（如互联网连接、办公桌、插座）和非物质资源（如安静和隐私）来维持线上关系网络的稳定，同时掌握与同事之间的互动策略来减轻与组织的隔离感。反过来强调了游民生活需要一定的社会互动与高度的自我责任感。联合办公场所和数字游民社区等共享空间关注的是共同生活的社会价值，帮助数字游民有限地建立更深入的关系，也可以打造工作与休闲的“仪式感”来帮助其更好地进行边界管理。不过这种社会价值也受到了一定质疑。

本文基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将数字游民的日常交往视为一种消解权力的规训与控制的手段。“空间实践”是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主题，这里的“空间”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生活空间，普通民众的空间实践表现为微小的、流动的、非制度化的“抵制战术”“既离不开其势力范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数字游民为逃离现代工作方式对日常生活的殖民，通过在线的工作与在地的社交构建出独特的、定制化社交空间，一方面摆脱传统工作的强制性和纪律性结构，将工作意义上的人际交往释放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与志同道合的数字游民同伴建立在地的联系”。

本文尝试探究数字游民采用何种“抵制的艺术”来进行空间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在自我放逐的策略下，数字游民在流动中展开的“战术”是否可以重建“附近”？数字游民如何与自己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共处？另外，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熟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夹击之下，如何重新思索社交关系的意义，也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研究过程

研究者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线上私信以及在豆瓣小组、数字游民微信群发布招募信息的方式接触到19位访谈对象，其中18位受访者间歇性地旅行并有固定住处或长期旅行没有固定住所，“流动”属性都较为显著。

另外，为了进入更具体的环境中进行观察，研究者选择加入两个数字游民线上社群进行辅助性的探索。这两个相关微信群内人数超过150，群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日更新消息数在400条以上，有助于考察数字游民日常的互动情境。研究还搜集了相关的播客、媒体文章、论坛上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讨论来充实研究数据。

数字游民的流动社交空间创造

破坏——远离“隔间凝视”

数字游民的强在线能力挑战了主流的“隔间文化”，由线上群组、邮件、电话、视频软件等组成的虚拟空间成为主要的办公场所。工位的存在意味着稳固的组织身份归属，办公室通过固定的空间设计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但当隔间文化中隐含的坚固理性与等级秩序被打破，工作伙伴同样可以超越物理边界连接在一起，线上办公通过时空的异步使人们很容易怀抱冷静与公事公办的态度进行交流，数字游民可以借助工作上的绝对理性重新聚合。

一旦走入办公场所构筑的现实之中，人们便自动转换成“员工”“下属”“领导”等包含劳动与阶级意味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被文化和社会规约赋予了一定预期，他们的互动过程其实是一场有其自身规范的表演。互动双方随时切换，表演或观看在难以预知的情况下随时开始，未能满足角色预期的行为及随之而来的“羞耻”会因物理距离的贴近和人际关系的稳定而更加裸露和强烈。数字游民将表演剧场迁移至无形的网络世界，为与同事之间的互动营造更加自由可控的情境。他们建构了区别于传统办公体系的便携式社交空间，一边得以维持身份本身所需要的工作属性，一边摆脱日复一日的轨迹，在移动中发现更广阔和多维的人类世界。

行走——在“结界”内外切换

当工作的地域性禁锢消失，数字游民社交方面的地域性局限也因此被打破，他们得以获取更多时间和精力，依靠一种流动的意志去邂逅与联结。这也与德塞图所描绘的另一种日常生活空间的生产方式相吻合——行走，人们在行走过程中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创造自己新的空间和故事。

数字游民单向度的流动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孤独与隔绝，他们需要与周边世界进行交互来获得短暂的归属感。而他们缔结而成的线下社群不仅作为物质支持而存在，更是一个承载集体记忆、提供精神支持与生活灵感的共同体基站。游民社区包含一系列公共区域的空间设计催化了“低强度接触”的可见性，数字游民在偶然的遇见中不至于陷入隔绝，又可以自行把控交往的尺度。

当现代化的城市布局陷入功能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狂潮，开放的城市空间充斥着孤立的建筑单体与分离的人类个体，社会纽带濒于断裂，城市带有温暖意蕴的“容器”功能难以被感知。虚拟社交空间的兴起也稀释了实体交往空间的参与意义。远离城市生活的数字游民社区重拾价值理性与对话功能，致力于在更加人本主义的停泊场所中主动搭建起正向良性的社交空间。

“大家一般不会问你敏感问题，比如说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钱啊，有没有男朋友这种。就是大家不会在乎传统意义上社会加持给你的光环，大家只是在乎作为数字游民社区里的你这个人而已。”（受访者4)

除了空间上的人性化设计，数字游民社群内社交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打破世俗枷锁、追寻理想生活方式”的共同取向与群体认同。空间感知实质上已经超越了物理维度上的界定，它同时也意味着身份、价值观或取向层面的划分。数字游民形成的“结界”划分出了特定的领地，在这一领地的人群默认彼此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加不会将主流社会的评判标准置于人性交往之上。

这样去标签化、原始的社交空间内部本身存在着流动的场域，个体角色也可能从“新人”转换成“老游民”。关系迭代让数字游民的社交空间在同一场景也可以流动起来，并带来一种社交方面的“成就感”。然而，数字游民的弱地域联系决定他们在游牧中不断地相遇，也不断地告别。他们依然无法避免与大世界和人类社群进行交互。流动的意志支撑他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避免重新陷入停滞环境下“温水煮青蛙”般的境地。

拼贴——“虚实结合”的流动社交空间

数字游民构建的社交空间证明了数字游民可以利用技术的便利条件对日常生活空间进行创造性地利用和改造。一方面，他们摆脱隔间式剧场中难以预知的观看与表演，将工作中的社交空间投放至线上；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寻找足够具有支撑感的社群或停靠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与周边世界的连接。数字游民在必然又偶然的选择与相遇中，探求被城市功能主义遗忘的“对话”要素，通过“拼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战术”构筑更加回归人性的社交空间。

不过在拼贴过程中，数字游民常常发现虚拟世界一头的社交空间会比在地的空间更具备分量。其一是因为数字游民群体的生活场景选择与空间创造更主要的是以工作为导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需要在线配合工作伙伴；另外，数字游民经历着不断的流动与分离，往往“唯一稳定的社交多是和重要的老朋友，通过微信沟通”（受访者16）。

虽然依然无法摆脱被“监视”与“控制”的局面，但就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跳出日常轨迹、与更多不同类型的人相遇，这样的真实社交已经为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提供了可能。

“附近”的寻找与社交关系探索

重构“附近”是近年来当代生活中具有公共意义的重要话题。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是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生活空间，不同背景的个体在其中互动与相遇，组成细密又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若人类个体对日常生活中的相遇与对话不再关心，对周围事物的变动迟钝无感，沉溺在自己固定封闭的生活轨迹中，就会导致“附近”的消失。

数字游民通过流动与陌生的个体和地方建立联结，让自己有机会融入进细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更实在的生活细节中。其对“附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寻找与探索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意义。

发现“附近”：对抗时间的暴政

“附近”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主观感知世界的方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则指向“时间的暴政”。即“加速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让人们对效率和速度愈加敏感，在功利主义与效率至上编织的牢笼中飞速前行。

当时间的残酷逻辑统治着日常生活，换来的是空间感知的失落，人们在工作的消耗中逐渐将空间视为日常生活的附属品，无暇顾及与充满活力的空间碰撞。就像受访者10所说，“之前坐班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工作很累，下了班就是想躺着，不想去外边散步也不想去社交。”

数字游民流动的生活为他们发现“附近”设立了相较常人更低的门槛。数字游民本质上并未破除时间逻辑对现代生活的侵入与限制，如何在流动与异步沟通中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依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但他们通过解放工作地域性的禁锢、对生活时间与劳动时间更自主的掌控，重新唤回缺失的空间意识与追寻热情，呈现了一种柔性的对抗策略，通过更自由的生活方式为空间意识博得在生活轨迹中的一席之地，同时让更重要的事情在空间中发生。这种空间意义上的让步与唤醒是数字游民投身于日常、发现“附近”的开始。

建构“附近”：以自我为锚点

液态社会中个体的原子化生存既是“附近”消失的诱因，也为各种异质“附近”的产生创造机会。数字游民依然不能避免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如何嵌入以及嵌入的程度都可以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当“附近”彼此交错，陌生人之间会形成各种交往的纽带。在多样性与开放性并存的生存场域中，对交集的自我控制可以对生活形成自我主义逻辑的规划与掌控，体现着自我欲望的主体满足。

将“自我”当作社交生活的锚点还暗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回应。“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社会个体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更是中国人获取情感支撑的避风港。不过“家庭”在以儒家文化与伦理为纲常的中国社会，无形之中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固定化叙事的小世界，数字游民从个体诉求出发自主设计的流动空间就是对家庭本位的短暂逃离。

当以家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社交圈无法对流动的生活产生共鸣，数字游民就需要通过向外探寻情感归属和群体认同。这种流向核心社交圈之外的情感延伸不是一种被动的无奈，因为核心社交圈所能提供的稳定能量无可替代，而是数字游民压抑的自我意识与“附近”意识的觉醒，他们得以通过具象的人、具体的感知、实在的触碰去认识和理解世界。

数字游民流动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必然导致自我精神世界的坍塌，反而成为充实自我世界的情感基础。他们与外部世界建立的链接本质上是一种向内的自我探索，通过遇见更多丰富的人类样本来参照自己的内心和人生。面对游牧中的孤独与不确定性，数字游民更加需要一个坚实的自我去抵抗、去坚定自己的选择。

以“附近”为缓冲：为了定居的游牧

面对喧嚣与复杂的社交网络，数字游民很容易产生联结，但这种联结也会呈现碎片化的不稳定性。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太过在意与路上结识的人之间建立连接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彼此的交流更多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他们对交往的多元结局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把关系的重点放在彼此能量的对接上。既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我，又可以共同抵御暂时的孤独与迷茫，这种相对随缘与放松的态度也无形之中建立了社交的边界。

数字游民建构的“附近”就像在进入社会之前的缓冲带，在直面冷漠矜持与纷繁复杂的“都市人格”之前，他们可以选择回到“附近”所提供的适宜的情感体验中来获得精神支持，同时通过实用导向的“边界感哲学”去缓解社会交往中可能会遇到的不合理的牵绊与纠缠。这样的缓冲不是让人们免受动荡不安，而是使人们对共享的生活方式与现实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

数字游民的社交空间实践往往最终会导向一个相对固定的“附近”。很多数字游民在最初频繁的流动与地点切换之后，会倾向于在数字游民社区或同一地点停留更久的时间。同时，由于数字游民共享社区的基础设施等相对完善，以及交通不便、与其他人共同话题较少等因素也制约着他们将“附近”的交往停留在社区内部。如何在数字游民社区的藩篱之外，与更异质的个体进行连接、如何将更广阔的“附近”纳入进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语

本文以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中的重要概念“空间实践”为分析视角，考查了数字游民这一国内的新兴群体如何在流动与迁徙中构筑社交空间。

数字游民将舞台从隔间移至虚拟空间，营造更加自由可控的“表演”情境，换来针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空间意识”回归。数字游民的线上与线下拼贴起来的社交空间虽然无法彻底摆脱现代工作方式中强大的时间逻辑，但是创造了“观察”与“搅乱”的机会，为未来理想生活方式的出现提供一种可能。

数字游民的流动基因决定他们在生活常态下可以与不同背景的个体频繁相遇，他们在流动中的空间实践是对冷漠的都市生活的反制。这个渐入庞大社会前的中间地带以数字游民明确的主观自我意志为基准，促使他们对发生的变化的世界有更真实、有根据的理解。

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实践是一种重建“附近”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空间范围与多样性方面的局限。在集居地之外还存在着无数“陌生人”可以被发现。在已经迈出值得肯定的第一步之后，如何拓宽“附近”的关系场，如何“看见”更加异质与多元的他者，数字游民流动式的社交场景中依然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探索。

作者介绍

虞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李一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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