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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贵孵化器or“难民”制造机?

近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一项重要结论就是,AI技术会拉大国家、企业乃至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差距。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既有可能变成提升生产力的催化剂,也有可能化身为“技术难民”的制造机。

01

充分掌握AI技术,抢夺先发优势

这份人工智能报告通过模拟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和扩散,来判断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研究的对象包括五大类: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虚拟助手、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高级机器学习。模拟结果显示,到2030年,至少采用了一种AI技术的公司大约占总数的70%,但完全吸收了这五种技术的公司还不到一半。

该报告主张,在公司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先的企业可以形成对竞争对手的不对称优势。虽然一开始因为掌握新技术和技术布局的大量投入将占到企业未来五年内潜在收益的80%,但随后AI技术对企业影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到2030年时AI技术对公司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最初5年的三倍以上。由于先行者能够尽早发现和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从而在技术积累和人才招揽方面形成先发优势,迟到的公司会越来越被动。此外,前者可以在5到7年的时间里将其现金流翻倍,后者则既要面对市场份额的流失,又要承受现金流下降20%和裁员的压力。

也就是说,即使有的老板大发善心,不忍用机器和程序换掉人类员工,最后的下场也有可能是输给发展更快的人工智能企业,大家集体完蛋。

除此之外,企业并非是唯一在人工智能的竞赛中下场角逐的选手。国家也不能置身事外。

报告称,由于GDP增长势头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工资率较高等原因,许多发达国家可能别无选择,只能走人工智能这条路,拉高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底子薄,人力成本较低,在应用AI技术方面的速度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此消彼长之下,在AI应用技术上领先的国家将从中获得20-25%的经济效益增幅,而后者仅为5-15%。

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发展快的国家吃肉,发展慢的国家喝汤。与企业一样,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这将导致“穷者益穷,富者益富”的恶性循环。难怪有人将这场AI技术发展的竞赛称之为一场“赌国运”的战争。

02

搭上AI技术的快车,

还是沦为新一代“技术难民”?

麦肯锡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AI技术的采用可能使全球经济总量增加约13万亿美元,将全球GDP年增长率额外提高1.2个百分点。不过,虽然AI技术、自动化等技术的应用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新一轮的生产力爆炸,但要想从中受益,首先要保证不被机器人踹下车。毕竟,在各国不惜一切代价争相发展AI技术的激烈竞赛之中,个人一不留神就会成为那个“代价”。

在2017年底,麦肯锡公司还发布了一份名为《Jobs lost, jobs gained: What the future of work will mean for jobs, skills, and wages》的报告。报告宣称,哪怕不考虑未来十年出现的新技术,仅以当前已经展示过的科技作为参照标准,当前全球工作中近50%的活动从技术层面而论都能够被自动化。换句话说,一半的事情不需要人来做,凭借机械与程序就足以代劳。而在当前的所有职业中,有6成的职业至少有30%的活动可以被自动化。

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大约4-8亿人的工作会被自动化完全取代,不得不另找新工作。但是,其中有7500万到3.75亿人可能需要彻底转换职业轨道和学习新技能才能上岗。

到2030年,需要完全转换职业类别的各国人数(百万):

(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仅以总人数而论,中国名列第一。这意味着作为一名中国人,你可能需要在这场竞赛中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就业人数只不过是个不断波动的数字,但在这个数字每一次变化的背后,付出代价的都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中国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力争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但显然,富士康工厂里被机器人赶下流水线的工人并不是脱下工作服就能去BAT当工程师的。

如果跟不上节奏,即使在高生产力,物资极大丰富的社会里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等级分化。被时代抛弃的这一群人会沦为新一代的“技术难民”。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就表示,AI技术的普及将使得“重复性劳动”被自动化程序和机器所代替。这类岗位需求到2030年可能会从总就业岗位的40%下降到不足30%,而且收入水准可能停滞甚至下降。这将导致大约13%的工资总额从前一类工作转移到社交性或人类认知为主导,或对数字技能要求高的工作岗位上。

对此,目前主流言论给出的定心丸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辩解称AI会创造新的岗位来进行弥补。例如,普华永道7月份的一份报告就以英国为研究样本,主张到2037年时AI创造的新工作岗位数(720万)会大于消灭的工作岗位数(700万)。

另一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些学者则主张另觅出路,认为目前教育、医疗服务和老人护理还需要大量低技能的人员,可以靠这些领域吸收AI“释放”出的劳动力。

然而,这两派观点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AI发展竞赛的红利分配并不均衡。AI应用程度领先的经济体获得的红利较多,消费水平上涨较快,新增工作岗位也较多,而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分得的红利较少,新增岗位较为有限,损失的工作岗位往往更多。损失最多的地区并不是收益最多的地区。因此,其本质仍然是一场成王败寇,劫贫济富的血腥游戏。

文 / 秦岭来源 / 世界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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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链接https://kuaibao.qq.com/s/20180925B1DGOF00?refer=cp_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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