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摹后人类：人工智能叙事的“身体”与记忆

十九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人类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而后，人类又在技术的高速发展中走向迷雾。赛博空间中庞大的数据，改造了人类的“身体”。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人文话语，正在遭遇严重的挑战。

“身体”作为一个生成性的存在，它在赛博时代的建构促成了碳基生命体的“革命之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正是碳基生物坠落的过程。数据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让人类肉身成为数据身体，人类由此变成“后人类”。

小说《独角兽》正呈现了人工智能叙事中“后人类”的“身体”和界线。它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赛博空间中，人类是怎么变成 “后人类”？“后人类”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除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痼疾，生命形式的存在可以是多样的。数据与人类的交互，构成一具虚拟的“身体”。这一方面彰显着信息获得了“肉身”，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类的概念正在逐步“变形”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手机如今已经成为人类延伸的“器官”。而且，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科学家也是根据人类的形象造“人”。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昭示着这种不断具体的虚拟性的“生成”。而这种“变形”与“生成”，于认同无涉，已然是今天的现实。

今天，我们对“后人类”的叙述从未断绝。菲利普·K·迪克等人的科幻小说、《银翼杀手》《攻壳机战动队》等一系列科幻电影中人类的各种衍生形态：复制人、电子人、生化人等。其中焦点，无外乎是对人类“身体”与“意识”的思考。在这些叙述中，叙述者在时间维度上虽然都指向未来，但实际上关注的是当下。就如《独角兽》中所写的：“人工智能统治地球的未来，不再有朦胧的月光，闪电照亮的是金属的雕像，而闪电的间隙是黑暗。”这个“黑暗”指的是什么呢？是当下对未来投射的恐惧。

这种对当下的关注，指涉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后人类”时代，人类如何面对技术的挤压与改造，我们又该如何改变人类的现状。它们关乎人与外部社会之间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变迁。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文明的镜像，不仅投射出人类对逐渐丧失主体性的恐惧，更反映了这个世界在逐步智能化的同时也日渐技术化、工具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似乎从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空间，变成数据堆砌的冷酷仙境。

以当下为中轴线，与未来对立的正是过去的世界。正因为那些存活于过去世界中柔软的生命质地，我们对肉体凡胎寄托了更多“情”的可能。与此形成对立面的，是对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在人类“身体”所进行的异化产生的恐惧与反抗。一方面，这种异化逐步压抑乃至取消人类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人类的“身体”又不可阻挡地被裹挟进新的主体当中，与那些人为创造出来的客体新“身体”互相纠缠。

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如此焦灼，后人类的“身体”深陷被重构的危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剩下什么呢？在机械的算法和冰冷的电路背后，应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在小说中，“我”问自己：“在这样一个后人类时代，我究竟应该记住什么？”

只要记忆尚存，生命就能不灭。在小说最后，时间已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末端，人工智能Alpha-3念兹在兹的仍是关于艾轲的记忆：“我要带走这个记忆。”这个记忆恍然若梦，它讲述了艾轲在山林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唯记忆如梦，才生成了生命的意义，成为“后人类”时代中永远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