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万到1500万，执掌苹果8年来，库克为苹果带去了什么？

2011年8月11日，库克接到了一通来自乔布斯的电话，他要求库克立即前往乔布斯的家，有些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当面谈清楚。

对于乔布斯亲自打来的电话，库克不敢有一丝怠慢，挂点电话后，他立马起身前往乔布斯的居所。

等库克到了乔布斯家里之后，两人没有过多的寒暄，乔布斯直截了当的表达了想让库克接任苹果CEO的想法。当时的乔布斯因备受癌症折磨而面容憔悴，形如枯槁。但好在经过之前的治疗，精神状态勉强还算不错。

库克试探性的询问了几个问题，最终乔布斯的反应让库克知道，这份新的任命确实是乔布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在外界看来，乔布斯和库克的这次谈话是乔布斯在病榻上的临终托孤，也是他在即将卸任苹果CEO之前，对继任者库克的最后一次能力考察。

2011年8月24日，苹果董事会召开记者会，正式对外宣布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辞去CEO职务，原苹果COO蒂姆·库克出任新的苹果CEO，此决定在发布之后立即生效。

2011年10月5日下午三点（当地时间），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病逝于自己在帕洛阿托的家中，享年56岁。

至此苹果正式进入库克时代。

本文将简述库克执掌苹果是发生的三大变化，来为大家尽可能的还原库克时代的苹果。

苹果公共责任意识的觉醒

不同于命运多舛的乔布斯，库克的童年要平常的多，一双爱护自己的父母和关系融洽的兄弟。出生在亚拉巴马州的库克像大多数美国南部的普通孩子一样，按部就班的长大，按部就班的上学，按部就班的找了一份自己喜爱并能胜任的工作。

请大家注意亚拉巴马州这个关键词，美国南部浓厚的基督教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了库克的价值观。而且这种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也在库克升任苹果CEO之后被带入到了苹果。从那时起，苹果开始强调要在企业日常经营中维护人类的道德规范，让员工具备公共责任意识。

2017年，库克在苹果的财报中写入了六条核心价值观：无障碍使用、教育、环境责任、包容性和多样性、隐私性和安全性、供应商责任。在《库克传》作者利恩德·卡尼心中，这六条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库克执掌苹果的基石，并且已融入进苹果的企业文化之中。

正是受此影响，库克时代的苹果要比乔布斯更加热衷于参与公益事业，更加注重自身及其供应链公司的员工福祉、环境责任等公共事项。在继任苹果CEO的第二年，库克就在一次财报会上表示苹果要更积极的投入到慈善事业。

要知道这种决策根本不可能在乔布斯时代发生，乔布斯本人对慈善事业毫无兴趣。

还有，同样是面对富士康工人环境糟糕的问题，乔布斯往往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并不把它当回事。而库克则是对此大发雷霆，立即发起对富士康工人工作环境的审查，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而这几年富士康工人生活的改善，也得益于库克对供应链公司的严格要求。

在笔者看来，库克和乔布斯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根源还是不同的成长环境对二人的影响。

与库克相比，童年就被亲生父母遗弃的经历，让乔布斯形成了带有很多过分偏执的性格特质，强烈的表现欲和控制欲都源自于他的安全感缺失。乔布斯的第一任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曾这样评价道：他经常焦虑不安，好像有无尽的黑暗包围着他。

后来，佛教的熏陶又让乔布斯加剧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天命感，更热衷于通过直觉来判断事物，而非理性思考。在乔布斯眼里，基于直觉的理解和意识，比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更为重要。这些性格特质和价值观都让乔布斯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过分自我的行为风格。

另外乔布斯本人还是个非常坚定的素食主义者，甚至他担任CEO时期的苹果食堂内也都是满满的豆制品，让其他员工怨声载道。而且似乎也正是因为乔布斯长期食用素食才致使他营养不均衡，最终让他患癌离世。

值得一说的是，佛教是一个倡导出世，以一种更大空间和视角来审视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宗教。也许正是这种俯视人类的观察角度培养了乔布斯敏锐的直觉，让他能够把人文意义和艺术美感赋予电子产品，从而帮助苹果推出一个又一个的经典产品。

但估计也正是对佛教的推崇，让乔布斯没有像其他基督教文化区域内诞生的富豪们那样热衷于慈善事业。

与乔布斯相比，库克则坚持了基督教文化对自己的熏陶，将如今的苹果变成了一家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公司。这也让苹果成为“宗教伦理也能影响企业伦理”的又一例证。

最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正在减慢苹果创新节奏

Gartner Group公司是一家成立已40年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世界上有四家企业被这家调研机构列入“大师级”供应链管理名单，他们分别是麦当劳、亚马逊、宝洁和苹果。

苹果的大师级供应链管理在业内有口皆碑，而他的缔造者就是现任苹果CEO库克。

乔布斯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在他的理想蓝图中，苹果不仅要在最终产品上实现完美，同时他也要控制产品的生产过程要符合他的审美。这样的决策让苹果在1996年之前的很多产品都是由自家工厂来生产的。

这样的决策所导致的问题就是：自有工厂让苹果的成本高企、管理混乱不堪。

1998年，曾屡次拒绝苹果招聘的库克在与乔布斯亲自会面之后决定加入苹果，年薪40万美元。而他加入苹果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整顿苹果产品的制造和分销，开始大规模的通过外包来生产苹果产品。

在7个月后，苹果产品的库存期就从30天缩减到了6天。

如果说乔纳森·艾维解决的是产品美学问题，那么库克解决的就是产品的生产销售问题。

没有加入苹果之前，库克在IBM公司就担任其PC产品在北美地区制造和物流的总监，后来他又在康柏公司担任物料管理副总裁，负责协同整个供应链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供应链协同管理概念正式在企业界提出，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世界上有多家企业都针对自身情况开展了在供应链管理商的变革。

然而，庞大、精细、复杂的供应链管理也正在显露它的弊端，这一点对于快节奏的消费电子产品尤甚。

截止目前苹果供应链体系内的供应商高达800多家，最核心的供应商就已达到200多家。

假设苹果要想针对一项产品的硬件功能进行创新，重新设计了硬件形态和电路板，那么在量产之时，苹果就需要治下供应链也要同步进行调整适配。

然而由于苹果遍及全球的庞大供应链体系，任何一个小的变动都会被放大到整个供应链体系之中。这就让苹果对创新功能的引入格外小心，无论是增加还是取消，这些在供应链体系中被放大，引发供应链的动荡，进而推高苹果的投入成本。

而且苹果是与供应链协同创新的科技公司，成本天生就要比那些拿来主义的科技公司要高很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推出的iPhoneX，它也是苹果历经三年后的又一重要的迭代式创新产品。然而由于TrueDepth相机和LTE天线导致的生产瓶颈，苹果不得不将原定的上市计划，推迟到了12月，从而错过了新品上市的最佳窗口时间。

以上这些就是库克执掌苹果8年来的第二个重要变化：苹果愈发复杂和庞大的供应链管理，正在让苹果面对产品创新时变得越来越谨慎。这可能也是苹果越来越倾向于运营和互联网服务的原因。

全面拥抱中国市场

苹果是目前在中国最成功的美国企业，它既与中国分享了几十年来的发展红利，同时也启发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

但是作为苹果创始人的乔布斯却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他去过印度和日本探寻佛理，但他一辈子也没有踏足过作为禅宗发源地的中国。

有人说乔布斯一直觉得中国是个山寨之国。他自己的iPod风靡全世界，但却在中国市场被中关村的几十块钱mp3给打败，这种耻辱可能是乔布斯一直不待见中国的原因。

1983年，原电子部计算机司司长李晔在美学习期间应邀到苹果公司访问，然而苹果公司几乎无人接待这位中国正厅级官员。他被安置在一间屋子里独自摆弄着苹果公司所展示的Mac电脑，这种冷遇可想而知十有八九是来自于当时乔布斯的傲慢。

当后来苹果遇到乔布斯出走后的下滑危机时，时任苹果CEO的迈克尔·斯宾德勒（1993-1996）曾两度访华，希望借助中国市场这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实现绝地反超。然而1997年回归的乔布斯否定了斯宾德勒的市场策略铺排，已经向好发展的苹果与中国的关系因此陷入停滞。

相比之下，库克要比乔布斯更懂得中国市场对苹果的重要性。2011年他在升任苹果CEO之后的海外第一站就是中国。2010年在中国的iPhone4抢购热潮已经让他无比清晰的认识到，中国市场将会是苹果冲上新高度的关键。

首先，库克积极的与中国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会面，为苹果在中国的发展建立起良好的政商关系。其次，库克深入富士康园区亲自解决“血汗工厂”的公关危机，加强苹果对中国供应链公司的协调管理能力，数度深入中国区苹果商店一线与中国消费者面对面对谈。第三，加大中国市场投资，除了资本层面的投资滴滴之外，还为中国的风力和光伏项目投入3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基金。

现如今苹果在中国的发展已不只是简单的出售产品，苹果早已把影响力扩展到了中国的制造业，环保和教育等诸多领域之中，让苹果成为与中国市场彼此高度依赖的科技品牌。

这就是库克给苹果带去的第三个变化：更加全面的拥抱中国市场。

可能会有人好奇，乔布斯真的一辈子都看不起中国市场吗？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答案。但2010年9月，乔布斯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场苹果发布会上，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来介绍上海浦东苹果零售店的圆柱体。因此我们不难猜想乔布斯对库克的临终遗命里或许就包含了有关中国市场的内容，而后库克一系列发力中国市场的决策，其实就是他对乔布斯遗命的遵从。

总结

8年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现如今由于受到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苹果与中国的关系也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

按照一份苹果董事会的规划，如今已经年薪1500万美元（还不算各种津贴和股权报酬）的库克的苹果CEO任期会一直持续到2021年中期。

在此期间他将会把苹果带往何处？如何协调苹果文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历史背景下，还能顺利发展自身在全球的业务，这都是要考验库克商业能力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