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华为“鸿蒙”东莞发布，回眸“四小虎”东莞缘何成大赢家？

8月9日，华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开发者大会在东莞松山湖开幕，会上，华为自研操作系统“鸿蒙”正式对外发布。

今天，我想先感谢东莞市委、市政府给华为开发者大会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接下来两天大家将到我们美丽的松山湖，共同在华为溪村参与这次盛会。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余承东开场表示。

三十年回眸，东莞改变惊人！2018年，东莞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4000亿元，达到4105.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49.6%。聚焦到企业家，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榜上，东莞上榜的企业家为5人，资产最高的达19亿元；2018年，东莞上榜的为31人，资产最高达365亿元。这两组数据从侧面证明了十年间东莞民营经济的飞跃。

南方城市智库发现，过去，东莞主动承接外资企业的产业转移，形成典型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凭着在全球化产业转移积累下来的技术经验、人才储备和世界一流的产业链条，成为厚植民营经济的沃土。

东莞民营经济怎么就占据半壁江山了？这事要和大家好好聊聊。

东莞、佛山的三十年竞逐

1988年至2003年，社会学家费孝通11次赴珠三角调研，发现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提出著名的“珠江模式”，对“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四种县域经济形态的生动总结。坊间又称之为“洋枪队（外资企业）”“游击队（私营企业）”“武工队（乡镇企业）”和“国家队（地方国营企业）”。

东莞办起的全国首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太平手袋厂。

其中东莞是“洋枪队”的代表，佛山旗下的南海和顺德，则是“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大本营。“珠江模式”又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被学界合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

1988年，适逢亚洲四小龙风生水起。新华社记者王志纲来到珠三角调研，仿照“亚洲四小龙”，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命名为“广东四小虎”。

此间，东莞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利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1995年，东莞的外贸达到历史最高值，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

佛山是广东，乃至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早在明清时期，佛山就以手工业闻名于世。30年前，佛山乡镇企业总产值就占全市工农总产值的45.48%，与今日东莞民营经济占比相当。改革开放以来，佛山培育了美的、碧桂园、万和、格兰仕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2017年，佛山民营经济总量达到6067.02亿元，占全市GDP的63.5%。

东莞、佛山各有千秋的发展模式，成为广深之外，珠三角为各界关注的又一对“双子星”。民营经济占比不高，一度成为人们评价东莞的“标签”。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东莞就感冒。“东莞塞车，全球缺货”，更让人看到全球化对东莞这座城市留下鲜明的烙印。

以2008年为坐标，两座制造业大市互相学习。金融危机后，东莞开启了智能制造之路，佛山企业开始在全球长袖善舞，美的并购库卡，演绎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经典。

南方城市智库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的这十年时空维度，东莞民营经济奋起直追。

2019年上半年，东莞民营经济缴税总额847.77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70.2%。民间投资560.35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3%。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实现增加值1151.4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56.4%。

以1988——2018这三十年为标尺看广东“四小虎”：2018年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小虎GDP分别为3163.9亿元、2809亿元、3632.7亿元和8278亿元。刨开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东莞是“四小虎”中的最大赢家。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东莞发展的最大变量。

从外资向民营的结构调整

上月，东莞市重大产业项目动工仪式暨OPPO长安研发中心动工仪式举行，筹划已久的OPPO长安研发总部正式落地。风景优美的松山湖畔，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的华为欧洲小镇布局了第二代数据中心、华为大学、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等功能载体。2018年以来，三批华为研发人员进驻，这里成为东莞“最聪明的IT村落”之一。

华为终端总部、OPPO长安研发中心、OPPO智能制造中心、vivo新总部等多个项目先后落地东莞，带来科技、资本、人才力量，成为推动东莞产业向高层次迈进的重要力量。

风起于青萍之末。东莞手机产业与经济全球化有着深厚的渊源。

1995年，诺基亚落子东莞。正是诺基亚在东莞率先建立手机生产基地，吸引了包括三星视界等一批手机领域相关企业落户。

此后10年间，东莞承接港台及日韩电子产业梯度转移，孕育了一批本土民营手机配套企业，逐步建起日后全球最全的手机上下游产业链。从2008年开始，宇龙通信、华贝电子、以诺通讯一批民营企业加速布局东莞，OPPO、vivo相继进入手机领域，手机整机厂商集聚效应明显，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位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园的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华为集团全资子公司，也是东莞市第一个百亿元级大企业。

2004年，段永平和陈明永创办OPPO。2005年，总部在深圳的华为与松山湖的“联姻”，在东莞成立聚信科技公司。2009年，段永平和vivo首席执行官沈炜创办vivo。2011年，vivo进入智能手机市场，专注于通过超薄手机提供高保真声音。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兴起，OPP0和vivo两家企业齐齐入市，在中国城乡刮起一阵“蓝绿旋风”。

2012年，华为落子东莞，让“世界工厂”再一次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至此，华为、OPPO、vivo等国产一线品牌整机生产企业汇聚东莞，以国产手机品牌整机生产制造为主，元器件及模组、电池及周边配件为主要配套的产业链格局更趋完善。同时，受国内外手机升级换代需求激增驱动，华为强势崛起，产量、出货量节节攀升。

智能手机产业是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和缩影。借助OPPO、vivo厂商的集聚力，东莞长安镇一度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智能手机第一镇”。每天早上7时后，一辆辆大巴满载着装整齐的年轻人，从乌沙各个住宅区赶往陈屋海滨路及江贝步步高大道进入OPPO、vivo的厂区。

乌沙社区党工委书记蔡国栋回忆，段永平与乌沙时任村干部熟悉。步步高进驻后，乌沙社区派人跟踪服务，才有了东莞后来的手机传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不轻言满足的闯劲、明确划出的道德界限以及个人努力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从任正非到段永平，东莞“三部手机”的创始人无不展现出不轻言满足的闯劲的企业家精神。

在三大手机巨头的辐射作用下，一幅智能手机版图在东莞铺开。2008年以来，东莞年主营收入超百亿元、千亿的民营企业从零起步，到现在已有9家百亿民营企业和华为和步步高系2家千亿企业，多家民营莞企入围“全国500强”。2018年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2907家，占全省新增量的30%，排名全省第一；净增量2234家，占全省净增上规企业的90%左右。

与外资相比，民营经济更能增强当地的财政收入，解决结业问题，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越发达，居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经济就越有活力。截至2019年7月，东莞市民营企业登记注册户数突破116万户，贡献了全市五成的生产总值、六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七成的税收、八成的技术创新成果和九成的企业总数，成为推动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封小云表示，过去，以外资为主导的加工贸易产业模式，让东莞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中。如今，在全球价值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东莞从价值链的被动接受者，转型为主动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植性更强、对地方财政贡献更大的东莞民营企业得以加快成长高速崛起。

东莞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

沿着产业巨头的供应链一路追溯，配套厂商往往是“逐水草而居”。 在东莞智能手机高速崛起的背后，手机数据线、电池、连接器、探针、手机按键生产制造等“隐形冠军”企业相继涌现。

全球第三大连接器制造商富加宜在东莞的生产基地位于沙田镇；虎门中探探针，则是探针式连接器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六的企业；位于塘厦镇的铭基电子，生产手机数据线的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位……五株科技行政总裁曾国权说，为了与华为靠近一些，企业就从梅州拓展到东莞来办厂。“在东莞这边扎根后，完善的产业配套更为企业节约了不少成本。”

依托强大的产业基础，长安周边不超过1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创新创业者不仅可以采购到市面上所有电子元器件，还可以快捷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

向供应链上下游追溯，为巨头企业提供技术、设备的企业正在成为支撑产业加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东莞也从原来与香港构成的“前店后厂”组合，向与深圳构成“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组合过渡，又朝着“深圳+东莞”双研发中心转变。

在国内手机产业从无到有的时间里，珠江西岸的佛山在家电、陶瓷、机械装备等领域走到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稳稳屹立在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阵营。东莞和佛山，共同创造出中国民营经济的“两个神话”。这看似不同的打法，其实有一个相通的内核——那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的跨域。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运营总监谢苏云认为，珠三角手机产业发展壮大，本身存留外向型经济的影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富士康和三星相继进入深圳、东莞。他们和伟创力一样，在最初都是生产电脑等其他电子产品，并带动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手机兴起后，这些电子企业自然地过渡到了手机产业。

东莞铭基电子是电脑周边线材生产商，2012年至2015年期间手机产业高速崛起，铭基电子果断转型升级，开拓手机数据线市场，如今铭基电子生产手机数据线的数量位居全国前五位。铭基电子董事长助理陈盛文谈及企业转型的经历表示：“作为配套企业，要拓展市场份额，其嗅觉要灵敏，有些时候要比竞争对手更快一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相比以往“前店后厂”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深莞以更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组合向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迈进。

从深圳搬到东莞黄江镇的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在东莞建立了手机按键生产基地，为苹果手机提供配套服务。2013年盛翔的营业额为7000多万元，到了2017年便达到24.9亿元，短短四年间增长超35倍。

产业链集中，为东莞打造了全球最稀缺市场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莞深的合作更为紧密。2019年一季度，从东莞引进的项目来看，境内企业投资的项目626宗，协议投资额557.76亿元。其中来自深圳市的投资项目57宗，协议投资额153.28亿元，占境内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的27.48%。

目前东莞成功引进了总投资185亿元的中集集团项目、总投资110亿元的奋达科技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欧菲科技项目等一批深系项目。2019年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55.1%、42.5%，同比增长11.3%、17.9%；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分别达23.5%、48.6%，在珠三角九市分别排名第一、第二。

借助产业链优势，在深港互动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背景下，东莞相继开辟了印度、非洲等“一带一路”市场。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民营经济也在期间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有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毗邻广深港、产业链优势与“一带一路”，先后解决了东莞民营企业的技术来源、技术的转化成本和企业增量市场三大课题。 凭借着三大优势，领跑改革开放多年后，东莞再度笑傲江湖。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东莞去年在“省实体经济新十条”基础上，将实体经济新十条进行优化和整合，东莞发布“市实体经济新十条”，围绕东莞制造业企业用电、用地、税收负担、运输等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大力度降低企业成本。通过“省实体经济新十条”“市实体经济新十条”“非公经济50条”及相关配套政策，仅2018年东莞为企业减负427亿元。

当你了解东莞这些优势与努力，对于东莞民营经济为何能够占据半壁江山，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统筹】何山 林丽丽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朱紫强 戴双城 叶永茵

【图片】孙俊杰 戴嘉信

（何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