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互联网大规模强制断网时代，我们该怎么办？

经过近6天的互联网断网之后，伊朗人上传了一系列暴力视频，视频显示伊朗安全部队以抗议者为目标，任意殴打他们，并将他们拖离街道。至于强制关闭互联网只是伊朗政府掩盖镇压抗议者的策略。不仅是伊朗，从加拉加斯到喀土穆，抗议者试图利用互联网在网上搞串联，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应对，在过去一年中，孟加拉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苏丹、缅甸和津巴布韦等国政府强制关闭本国全部或部分地区的互联网——这些国家或许是希望这样做可以解决抗议的问题。

各国政府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越来越多地采取关闭互联网措施，它们认为为了公共安全去遏制负面信息的传播，关停互联网是必要的。但这种措施更像是一种集体惩罚，而不是一种战术反应。当互联网被关闭时，人们自由表达的能力有限，经济疲软、而记者们努力上传照片和视频去反映政府越权和滥用，学生们中断他们的课程和考试，税收不能及时收缴，而那些需要医疗救助的人不能访问医院网站。

虽然你可能认为是专制政权关闭了互联网，但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关闭互联网方面也走在了前列。今年，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关闭互联网达数月之久。印度官员称，有必要在危机期间暂时限制互联网接入，以避免“永久性的伤亡”。

四名联合国专家强烈谴责这一举措，他们警告说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互联网的关闭“不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准则”。斯坦福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Stanford 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的一名研究员进行了至少不止一项的研究，他发现关闭互联网实际上对阻止暴力事件适得其反；当互联网被关闭时，暴力事件发生的数量是互联网未被关闭时的四倍。

虽然一些政府规定特别时刻要停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因此要遵守规定实施断网。这些企业经常将遵守这些要求作为遵守当地法律的理由，这也表明如果企业不遵守这些要求，就有可能失去互联网供应许可。但互联网供应商更应遵守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这是最广泛的，需要企业接受的一套属于企业的权利国际标准，企业要重新考虑自身的盲目配合。毕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毫不含糊地谴责采取这些措施的行为，特别对于那些蓄意防止或干扰获取或传播互联网信息的行为，他们认为这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

一些国家经常以站不住脚的所谓法律依据来为关闭互联网而辩护，因此，苏丹、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等国的维权律师对此提起诉讼，他们成功地挑战了政府断网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政府要求广泛限制互联网接入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该考虑自身利益提出类似诉讼，这些企业应该尽可能多地发布有关它们为了透明度而采取的措施的信息，或者解释是那些因素造成对互联网干扰的限制性请求。

关闭互联网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更微妙的，具有破坏性的对互联网操纵的技术也值得关注。乍得、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等国选择屏蔽特定的社交媒体或消息应用程序，或干脆阻止流媒体平台的流量。印尼将网速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使得操纵互联网行为难以被察觉。在俄罗斯，一项新的“主权互联网”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商不得向海外服务器发送数据，这为俄罗斯当局要求屏蔽任何信息或帖子，乃至切断整个俄罗斯境内的互联网连接奠定了基础。伊朗则是实现国家信息网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内部网络，早些时候，它实施了最严重的互联网断网，就其技术复杂性和广度而言，其行为让以上提到的国家都望尘莫及。

即使在互联网可用的情况下，也有一系列过激的法律法规允许政府向互联网提供商施压，要求它们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用户可以使用的网络内容进行审查。在一些国家，信息和浏览器应用程序的创建者必须在所有产品中都要设置由政府过滤的措施。而德国的NetzDG法律（互联网反仇恨言论法）威胁着互联网公司，如果他们不删除“非法”内容，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此22条条款中有着很广泛的规定，从对宗教的诽谤到侮辱公职人员，再到威胁使用暴力。德国的做法现在正在被其他国家学习。包括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和委内瑞拉在内的13个国家都在向德国学习，为自己的互联网管制倒退措施辩护。越南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并声称Facebook正遵守了大部分限制性或删除内容的要求，尽管这很难核实。在尼日利亚，活动人士正在反对一项类似的限制互联网社交媒体言论的措施。

当然，互联网公司对其平台上共享的内容保持警惕和审查是有意义的。几乎所有人都赞成从互联网上消除儿童色情内容。面对公众的压力和监督，Facebook已经采取审查措施来应对利用其平台去操纵美国选举、煽动缅甸仇恨和暴力的企图。自Facebook Live或Twitch上直播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互联网公司和一些国家政府制定了类似克赖斯特彻奇呼吁的政策，鼓励在上传内容之前实时“消除或过滤”被视为有问题的内容。但是像这样的过滤上传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限制信息传播。既然“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定义如此模糊，那么在任何人看到它们之前，很多合法的言论行为都有可能被审查取缔，特别是在埃及或泰国这样的地方，专制性政府通过给抗议分子贴上“恐怖分子”或制造“假新闻”的传播者这样的标签去起诉他们来平息异见和抗议。

尽管某些政府已经成功地从互联网上删除了他们不想看到的内容，但对个人而言仍然难以让自己的隐私保护要求得到解决。妇女在寻求删除未经双方同意分享的私密图片，或寻求从网上骚扰中解脱等方面尤其显得脆弱。虽然互联网公司和政府在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性骚扰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她们被要求自己承担大部分责任。

领导“KeepItOn”运动的AccessNow等组织，一直致力于抗议政府全面断网运动，他们就迫使政府制定适当的互联网法规展开讨论。对媒介责任采取微妙的处理方法，可避免互联网公司为了减少诉讼而进行过多审查。互联网公司应该优先制定尊重个人权利的政策，保护个人网络安全，同时促进一个自由的互联网。否则，它们就有可能成为各国政府压制异见和打击和平反对派的工具。

与此同时，帮助规避互联网封锁限制的产品越来越多，让用户绕过人为设置的障碍。像无线网格网络、虚拟私有网络和代理这样的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互联网活跃分子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网络审查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让我们希望互联网活跃分子能够领先于网络审查一步，而那些煽动仇恨的人则不会。

英文参考：newsweek

汉语编译：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