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人脸识别

银行的大堂经理拿着那女生的身份证看了又看，有点犹疑，还是问了：“这是你吗？”

“是。”

她有点迷糊，又盯着女生的脸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比来比去，最后坚持道：“不像。”

接着她用人脸识别仪器把女生的身份证头像和女生的相貌一番辨认，仪器也认不出来。

她问：“几年级了？”

“大四。”

“哦，变化太大了，认不出来。你要去户口登记地开一张证明……”

那女生要办一张什么卡，她排在我前面，最后居然因为身份证头像和真实相貌相差太大被拒绝了，不得已，她要踏上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路程。

还有这回事？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心里忐忑，我的身份证已经用了十六年了，身份证上的头像与现在的我相差肯定巨大，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岁，像一棵银杏树，从初夏到隆冬，不是叶子从青翠欲滴的绿到炫目璀璨的金黄，而是，在寒风中叶子都掉光了，只有枝干左右支棱着，我不知道“人脸识别”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我把自己的身份证递给大堂经理，她看了看，没说啥。我心里暗喜，大概我和身份证头像之间还能找到那条“相通”的路。她按部就班拿出人脸识别仪器，我心里一紧，虽说真的假不了，但此刻我还是担心仪器会被岁月所蒙骗而给我带来折腾。值得庆幸，仪器慧眼，没有为难我。

我要办理的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掌上银行”之类的软件，验证身份是第一关，然后去扫码，然后还要大堂经理引导着一步一步安装。等我回过来再找大堂经理的时候，她又手捏着一个女生的身份证左看右看——这个银行网点在大学城里，是大学城里最热闹地带唯一的一家国有银行，业务忙碌，来来往往的几乎都是学生。

“这是你吗？”

“是的。”

“不像。你几年级了？”

“大二。”

连着两个女生都“人、证”不相符，大堂经理对自己的“眼力”也产生了怀疑，她把一个男同事叫过来，让他辨别一下眼前这个女生的身份证头像和真人“像不像”。那男同事一番打量，肯定地说：“不像。”

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有点恍惚，“女大十八变”，想来没错。

大堂经理用人脸识别仪器对女生一番比对，仪器拒不承认站在摄像头前的这个女生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女生。

“没办法，过不了。”大堂经理叹了一口气。她心有不忍，说道：“我考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就给你办。”“你身份证是在哪里办的？你身份证上的地址在哪里？”

女生有点蒙、怔在那里，答不上来。

“怎么连自己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呢？”大堂经理显然对她的表现不满意。

“那是小时候住的房子，后来搬家了，都搬了三次了，谁还记得？”

似乎也有道理，现在还有几个人住在身份证上的那房子里呢？尤其是大学生这种年龄，他们的父母正是热衷换房子的那一拨人。

我在一旁忍不住问了问我自己……

其实，我住过的地方我一个都没有忘记——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东岸村，含义直白，就是有一条河穿过一片平原田野，河的两岸坐落着两个村子，一个叫东岸，一个叫西岸。记忆中那河的河面很宽，总有河泥船在上面来来往往，偶尔也有机动船在上面“突突突”地驶过。年少时，我常常在窗口看着这样的船只出神，“突突突”，那样的具有诱惑，一路搏击着河流。

后来村子里的原住民陆陆续续搬到城里去了，村子还在，成了五湖四海务工者的租住地。日复一日，东岸、西岸间的那条河，变脏变窄了，一个大跨步就能从东岸到西岸，不知道现在那河还在不在。

我们家是村子里第一个搬离的。八十年代初父母把家搬到了城里，因着七七八八的原因，在这座城里，我们搬家又搬家……但我可以清晰地说出这些住过的房子的详细地址。

有一段时间，街头有很多小偷，我不幸屡屡中招，钱包被偷，身份证放在钱包里也连同被偷了。我现在在用的是第三张身份证。屏息自问，没错，我记得每一张身份证上的地址，包括那被偷了的。

大堂经理试着引导那“大二”的女生回忆，她问她读的小学、初中的学校名称……但是，没有用，那女生就是说不出身份证上的地址来。

“那就没办法了，你要去户口所在地开一张证明，证明身份证上的人就是你。”

女生拿回身份证，瞄了一眼那上面的地址，怏怏而去。

大堂经理嘀咕了一句“现在女大学生整容的太多了，人脸识别认不出她，她忘记了自己的住址。”

我久久地停留在大堂经理的这句话里，难道00后们都是这样不问自己的“来处”？

晚上，和读大三的儿子通电话，我问他：“你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地址？”

“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的详细地址？”

儿子期期艾艾，说的似对实错。

第二天我问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高一男生同样的问题，他很快地就说出了自己的地址是什么镇什么村什么路。

我一时无语。我寻思着，也许是沾了泥土的生活让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