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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硅谷华人工程师终于开始抱团

 图丨新华社

在硅谷的裁员潮中,华人工程师发起互助社区,帮助失去工作的人寻找机会。这打破了长久以来外界对硅谷华人松散、不抱团的印象,“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很快就聚起来了”。

两个月前,美国疫情引发的裁员风暴刮到硅谷,数万工程师在一个月间失去了原本光鲜稳妥的工作,生活骤然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高速发展的硅谷已经十几年没有遇见这样的动荡。尤其是对于外籍员工而言。硅谷的工程师里,有近四成是靠工作签维持身份的外籍,其中三分之一是华人。

危机之下,他们毫无准备地失去工作,面临重新规划人生的窘境。能不能留下来?怎么留下来?还要不要留下来?这些原本需要花很长时间考虑的问题被压缩进几十天的时间里。

寻找新工作时的焦虑与忐忑,跟两个月前等待裁员名单时的情绪有相似之处,它们最终指向的,都是有关“去留”的大问题——在公司的去留,以及在美国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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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终于来了。在硅谷,人人都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来,或早或晚,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和方式。

首先掀起风暴的是 Airbnb。5 月 5 日早上 9 点,郭毅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准备工作——他在 Airbnb 担任软件工程师,因为疫情,已经居家办公一个半月了。一封公司发来的全员邮件引起他的注意,他们被通知参加中午 12 点的全员会议,“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所有人都猜到了这件“重要的事”,一定是裁员。按照惯例,Airbnb 的全员会一般在每周四下午,而那天是一个星期二。工作群开始躁动,大家无心工作,都加入到半开玩笑的揣测和闲聊当中。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求问这个代码怎么写?”其他人调侃他:“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写代码?”

12 点,Airbnb CEO 在全体会上宣布了决定:公司将裁员 25%,涉及将近 1900 名员工。

下午 2 点,郭毅看到自己的日历上跳出一个会议提醒:4 点钟,只有他和部门领导两个人参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到会议提醒的瞬间,郭毅竟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平静和释怀。

硅谷图丨视觉中国

3 月,美国疫情爆发,不到一个月时间,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超过 300 万,打破历史记录,到四月数字翻了一倍,其中硅谷所在的加州就超过 100 万人申请。裁员潮来势汹汹,波及范围会有多大、速度会有多快?人人自危。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最前沿的科技、最明星的企业和最密集的财富,属于理论上最不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互联网行业,起初大家只是隐隐担忧,在流言中心存侥幸。

4 月,风暴前的信号开始显露,小幅度裁员相继在硅谷发生:Lending Club 裁员 30% 约 500 名员工;Magic Leap 裁员 50% 约 1000 名员工;Lyft 裁员 17% 约 1000 名员工。勉强支撑的企业则采取了让员工停薪留职、砍掉实习生团队、撤回新发 offer 等措施。

疫情下未受影响甚至反而得到增长的科技公司毕竟是少数。有两类公司遭受的冲击最为强烈——一类是线上线下业务关系紧密的共享经济类企业,例如 Uber、Airbnb。另一类是资金储备不足的初创企业。这个趋势目前正向其他领域的企业扩散——7 月 21 日,曾承诺在六月底之前不会裁员的 LinkedIn 对外宣布,受疫情影响,公司将裁员 960 人,占全球员工6%。

郭毅记得,在四月初的一次全员例会上,有人曾问 CEO,公司会不会裁员,CEO 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说“一切都有可能,但裁员肯定是最后的选择”。早在 3 月份,作为软件工程师的郭毅就已经能从后台数据观察到,Airbnb 的业务量下降非常严重,高达 90%。为了维持生存,公司后来又做过两轮总共 20 亿美元的融资,“融资条款对 Airbnb 非常不利,利息很高,估值下降很多。”郭毅能够明显感觉到公司的力不从心,“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4 月底,Airbnb 撤回了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的 offer。

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和被业界看好的明星企业也没能幸免。硅谷迎来了 10 年来的“至暗时刻”。

Airbnb 裁员第二天,在全球拥有 2.7 万员工的 Uber 将这次风暴推向高潮。5 月 6 日上午,在 Uber 共享单车业务做工程师的王昊接到部门领导发来的视频会议邀请,参会的员工被通知受到裁员影响。王昊所在的工程部有 500 多名正式员工,1000 多名合同工,全部被裁,整个项目被砍掉。会议只进行了十分钟,王昊记得宣布决定的领导十分平静,他本人也在被裁员名单当中。

虽然裁员的风声已经传了两个多月,但真正来临的时候,王昊还是感到很突然。他原以为会更晚一些,甚至侥幸地想过,“家大业大”的 Uber 能躲过这一劫。

在王昊收到裁员通知的那天,Uber 裁员 3700 人。两周后的 5 月 19 日,再次裁员 3000 人,裁员幅度超过全员的 25%,全球几十个办公室被直接关闭。

短短一个月间,硅谷的大量从业者骤然失去工作。根据 layoffs.fyi 提供的数据,美国已经有超过 529 家科技公司实施裁员,波及员工近 7 万人,其中硅谷的公司占到 39%。他们曾经在全球最尖端的地方,做着光鲜体面的工作,拿着令人艳羡的薪水。疫情下的裁员风暴扫过,把他们忽然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成为 300 多万领失业救济中的一员。

硅谷有一句名言这样说:硅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背上建立起来的。加州是美国华人最多的区域,根据一份数据,在硅谷,外籍员工占比达到 37%,其中三分之一是华人。

在硅谷工作的华人们陷入了窘境。除了失去工作,生活节奏突然中断,困境中找工作的难度倍增外,他们还面临更为严峻的身份问题——在硅谷工作的华人持H-1B 工作签证的居多,这类签证规定持有者失业时间不能超过 60 天。超过时限没有公司接收,失业者只能离境。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轨迹将被迫改变。更糟糕的是,疫情影响下回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留下还是回来,都是两难的困局。

Uber 软件工程师徐凯在第二轮裁员时失去了工作。去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持续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被告知裁员后的那天下午,他脑子很乱,什么也没做。后面怎么办?他暂时没有想法,只能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再思考。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早,不到 9 点就上床了,安静地躺了很久。“像一条咸鱼一样。”徐凯这样形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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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硅谷的发展一路高歌,从业者的人生也跟着科技公司一起腾飞。升职加薪、结婚生子、上市分股、财务自由——对于硅谷的工程师们来说,未来的轨迹是可以展望并掌控的。疫情打断了这个进程。

华人工程师们最迫切要面对的首先是身份问题。郭毅差一点就拿到了美国绿卡。他被裁员的时间点,正好是他的绿卡申请进行到最后的面谈阶段。

10 年前郭毅在纽约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到硅谷工作,这些年一直持工作签证。2015 年他跳槽到 Uber,通过公司进入绿卡申请的排队。直到 2019 年,排队整 4 年后,他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绿卡申请程序。绿卡申请需要保证工作的稳定性,但 2019 年,郭毅还是选择从 Uber 跳槽到待遇更好的 Airbnb,因此中断了流程。排队时间又延长了八个月,正好撞上美国疫情爆发。当时郭毅并没有想太多,不过是多等上几个月,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呢?他本能地这样想。

绿卡申请进行到最后的阶段,面谈约在六月进行。接着美国疫情加重,移民署暂停业务办理,接着郭毅接到了裁员通知,失去工作。在失业的状态下,哪怕移民署恢复办公,他的申请也不可能被通过。

王昊在硅谷工作 7 年多,履历光鲜,就职的都是特斯拉、Uber 这样的明星企业。早几年,他一直拖着没有去处理绿卡的事。过去的经验给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们留下一个印象——绿卡申请不必着急。高科技从业者在美国拿工作签相对容易,续签两三天就能解决,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对身份问题也没有危机意识。

这次他有些慌张了。Uber 给被裁员工延续了一个月的在职状态,也就是说,留给王昊找新工作的时间是 90 天。他已经在硅谷附近买了房子,妻子孩子都在身边,孩子还小,一个人的变动牵动的是整个家庭的动荡。

图丨视觉中国

在裁员潮中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啊,太难了!”王昊发现,在招聘的职位里,相同能力要求的岗位待遇明显下了一个台阶。一个硅谷招聘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现在只需要用原先 70% 的整体薪水包,就能吸引来很多面试简历。很多公司一边裁员一边招新,无非是想趁此时机以更低的价格招到更高阶的人才。他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的几十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份有回音。工作机会不是完全没有,但所有的面试都来自于认识朋友的内推。

“如果是没有人脉资源的应届毕业生,今年找工作很难。”他说。

这两个月,王昊的情绪经历了多次涨落。他发现自己的面试技巧已经生疏,由于太想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很紧张,交流时会出现说话不顺畅的情况。他没能进入第二轮。之后的几次面试,又重复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面试已经到了终轮,他觉得自己表现不错,但最后依然被拒绝了。

焦虑让他们不得不学会妥协。郭毅的一位朋友在失业后很快接受了一家小公司的 offer,薪酬降低很多。最艰难的部分来自心理层面。这是华人工程师们的共识。留学美国,就业硅谷,他们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挫折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第一次。郭毅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这样的心情。2010 年他刚大学毕业,当时美国经历了 08 年金融危机,还在缓慢地恢复中,工作机会稀缺。他待业三个月后才找到唯一一份工作,是硅谷一家很小的公司。今年相较十年前是低阶版的危机,但对一直沉浸在硅谷繁荣中的从业者来说,已经足够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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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伟是 Airbnb 的一名工程师,他幸运地在 5 月 5 日没有收到一对一的会议邀请,但是他的很多同事和朋友收到了,其中一位朋友来告知他消息时,他十分震惊。对方是公司的元老之一,头脑聪明,工作勤奋,领导力强,“他是多少公司跪求的人才,失去这样一个人是巨大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十分惋惜。

更早的三月,他就有朋友遭遇裁员,整个部门被裁掉,对方找他聊的时候还反过来安慰他,希望他在这轮变故中安然无恙。那时李宏伟给朋友做过一些职位推荐的工作。推荐很有效果,对方在三周后就找了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他想帮助更多人找工作。

起初,李宏伟只是想找个方式帮帮身边受影响的朋友,为正在经历艰难时刻的同僚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决定建立一个“科技公司工作机会守望互助社区”和一个可以随时更新的提供工作信息的网络链接。

互助群里整理的招聘信息

郭毅是第一个被李宏伟拉入社区互助群的同事。他在职位受影响之后给李宏伟发消息说:“我被雷了。”李宏伟很为他难过,立刻拉了群,给他介绍了两个有需求的招聘者。这个群的二维码随后被李宏伟分享到朋友圈,成为社区的第一个互助群,很快在几个小时内发展到 200 多人。

互助信息在华人间迅速扩散,三天后,社区的人数超过 2000 人,互助群里的人数很快达到上限,然后一个接一个扩张,最终建起 9 个群。网络文档里收到来自 100 多家公司将近 300 条招聘信息,并且有 8 个人主动找到李宏伟,申请加入社区成为志愿者,为在这次裁员风暴中受到影响的同伴们提供义务帮助。

“试一试,能帮一个是一个。”李宏伟的初衷很简单。

社区的发展速度让李宏伟非常意外,也给他带来了大量的额外工作。微信群的人数超过 200 人就不能直接扫码进入,需要李宏伟一个一个手动邀请,这是一项机械且费时的工作。他特意算了算,拉一个人需要操作最少 5 次。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被这项工作填满了。最初的一周,他每天拉人入群拉到凌晨两三点,早上 5 点就起来接着拉,“睡眠严重不足,快吃不消了”。

直到有志愿者加入。有人主动把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揽了过去,李宏伟才得以腾出时间做点别的事情。

整理工作机会的文档是另一件麻烦事。在线文档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对文档做出修改,但又不是所有人都会操作,导致文档里的内容经常出现混乱,需要李宏伟时常去进行二次整理。访问权限被人不小心关闭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信息直接被删除。

有一次,李宏伟的一个开公司的朋友发布了招聘信息, 不久后发现被人全部删除,李宏伟只得在后台数据里一行一行往前翻,翻过一百多条招聘信息,才终于找到原始记录,再一个一个拷贝回来。为了让文档形式简单易操作又不容易被破坏,李宏伟做了大量的研究,一遍遍来回修改。

“需要我去做的事情太多了。”李宏伟说,每天几百上千的人添加他为好友。除了入群,他们还向他倾诉、请教,未读消息总是在几百条,他需要每天专门腾出一段时间用来回复消息。

但他的付出没有白费,更多人以帮助者的身份加入到社群中来。Uber 的前 CTO 被吸引进来,主动帮忙传播,为互助社区带来一轮流量高峰,人数暴增 50%。社区在两个月里增加至 5000 多人。在 LinkedIn 工作的华人工程师发现了这个组织,自愿捐出公司为员工提供的 9 个高级会员,每个价值 200 到 400 美金,其他华人也受到感召,超过 50 个员工接着捐出了 170 多个高级会员资格。他们把这些捐赠优先分配给失去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是最困难的一个群体。”李宏伟解释。

“我收到 offer 了!”社群建立不到一个月,开始有人在群里分享好消息,除了收获很多祝贺以外,有成功经验的人也继续在群里鼓励他人、传授经验。

“总体来说大家的状态是很积极的。”李宏伟接触了上千被裁员的人,虽然有沮丧有迷茫,但他感受到的,更多是每个人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互相伸出援手的乐观氛围。

长久以来,在外界对硅谷的印象中,华人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一是缺少高层,二是遇事不抱团,这与在硅谷的印度人正好相反。而互助社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印象。

李宏伟出国前就听过这个说法。他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很风靡。出国后,他发现大家只是交往不多,比较松散,没有到传言那种程度。这次事件坚定了他的看法:“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很快就聚起来了。”

徐凯也发现了这个互助组织,当时他还不认识李宏伟。网络文档里的招聘信息里有各个公司的招聘需求和邮箱,他筛选了十几条跟自己匹配的信息,发过去的邮件几乎都收到了回复,“效率非常高。”他说,这个互助社区的信息给他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他也加入进来,成为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徐凯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国内的父母,他怕父母担心。我们聊天过程中,他不下十次提到:“这个细节不方便说,因为不能让父母看出来是我。”父母从新闻上看到了 Uber 裁员的新闻,但他绝口不提,他们便默认他没有受到影响。在跟父母的视频通话中,他还是那个正在居家办公的 Uber 工程师。

他觉得情况还没有那么糟,“我挺幸运的。”得知他被裁员之后,很多朋友也主动来宽慰他,帮忙联系公司内推,其中包括一些平时交往并不多的朋友,甚至是级别比他高很多的业内前辈。“他们的帮助数量非常多,并且非常有质量。”

找工作的日子变成比上班时还要繁忙。为了帮助被裁员工再就业,Airbnb 和 Uber 都建立了信息分享的招聘平台,郭毅被裁员后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平台,第二天早上起来查看,发现一夜之间涌入四百多条来自猎头的消息,“我还蛮意外的。”他说。失业的前十天,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回复猎头的信息,依然觉得十分繁忙,只得将晚上原本陪孩子的三个小时也用来处理找工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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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失业让王昊陷入关于未来的迷雾当中,“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有两周的时间,他消沉了下来,停止了投简历,几乎想要放弃。每天只是跟人聊聊天,听听别人的建议,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开始考虑其他的选项,比如离开,比如继续读书,他还给一所美国的大学投了读博申请。

他甚至开始认真考虑起回国的选项。接到裁员通知时,王昊转头告诉了也正在居家办公的妻子,妻子的反应很平淡:“那接着找工作呗。”

随后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要不要回国啊?”

这个选项曾经被多次提起,最后都无疾而终,因为缺少一个时机。妻子想要回国,可以离家人更近。但对王昊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选项。回国继续做工程师还是创业?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能不能买到回国的机票?很多问题同时涌向他,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迷茫过。

距离签证身份到期还有两周时间,王昊在等待最后的结果。所有的面试都将在这周结束,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口头 offer。“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他恢复了一些信心。“虽然经济受影响严重,但数字确实在慢慢变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说。

图丨视觉中国

明年即将毕业的张爽更改了她的人生规划。她正在密歇根大学念计算机专业,原本打算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几年。去年底,她拿到一份美国某世界 500 强企业的实习 offer,实习将在今年暑假进行。4 月,这家公司裁员的消息传来,不久后,她收到了实习被取消的邮件,整个公司的实习项目被砍掉。这个消息给了她当头一棒,整个暑假计划被打乱了,要想在裁员潮中再在美国找到一份实习,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爽目睹了今年毕业的师兄师姐比她更难堪的境遇——工作 offer 直接被撤回,毕业即失业。“待在美国,可能随时会陷入这样的身份困境,不确定因素很多。”她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转而投了国内的科技公司,在深圳找到一份实习。“比听说的情况要好,没有 996,身边的同事也很年轻,大家玩得很开心。”张爽决定毕业后直接回国。

五月中旬之后,郭毅的时间开始被面试填满。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进行 5 个面试。最长的一次面试进行了 7 个半小时。五月底,他收到了第一个工作 offer,之后陆陆续续一共拿到 6 个 offer,7 月初,郭毅有了一份新的工作。

在面试了大概 10 家公司之后,六月中,徐凯也拿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 offer,并在半个月后成功入职。“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没有这么顺利。”他知道自己是被幸运眷顾的那一个,仍然还有很多人处在艰难的境况当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李宏伟外,其他人物皆使用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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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链接http://news.51cto.com/art/202007/6217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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