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在城市中的数字地理位置｜论文选介

随着外卖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不断发展，以外卖配送为主要业务的数字平台正和它所服务的城市之间呈现出不少新型的、共生的动态。

今天小羊为大家带来的是Karen Gregory和Miguel Paredes Maldonado发表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上的Delivering Edinburgh: uncovering the digital geography of platform labour in the city一文。

文章主要研究了外卖数字平台以及这些平台所雇佣的数字劳工是如何共同塑造城市空间，从而在算法逻辑和数字劳工的干预之下形成自己的“平台地理”的。外卖数字平台通过特定的算法程序制定出特定的派送路线，这个算法程序是外卖骑手及普通公众所无法知晓的，而作者认为，外卖骑手会出于自身的地理位置、风险考量等，形成自己的派送策略，从而影响了算法“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算法共同塑造城市的社会生活空间。这与很多研究中所呈现的数字劳工的被动地位不同，本文强调了劳动力的主动性，指出平台与劳动力的互动可以建构城市空间，并试图提供一条更大程度发挥数字劳工主动性的路径。

（注：“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指的是使用以及应用电子媒介生存的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在本论文中，“数字劳工”特指外卖平台所雇佣的“外卖骑手”。）

本研究以在爱丁堡被广泛使用的外卖平台“Deliveroo”为研究对象，将Deliveroo的平台算法视作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将骑手群体（作者称之为“城市黑客”）破坏算法规则的行为视作一种自下而上的干预。作者认为，在“控制”与“干预” 互动中，城市生活空间会因此被重构。

文章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作者通过一项学生的量化研究获取了骑手行驶路线的可视化成果——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邀请骑手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一款GPS跟踪应用程序，并匿名分享他们积累的轨迹记录，从而形成了三种可视化图表：

第一种为静态地图，呈现骑手们的二维运动轨迹。通过该图作者发现，在餐馆众多的街道或富裕的居民区，骑手更加聚集，而不太富裕的社区与地理位置上不适合行驶的地区，骑手的运动痕迹较少。

图1.Deliveroo rider轨迹，聚焦于爱丁堡老城及其周边地区。

图2. 在爱丁堡市中心的Deliveroo骑手轨迹的总图。

第二种为延时动画。动画将骑手的工作轮换表现为一个累积进行的动态事件，呈现了参与研究的整个骑手群体一天的工作范围和动态。通过该图，作者间接获取了Deliveroo算法规定的路线范围的整体分布。

图3. 来自33名骑手累积轨迹的延时视频动画的四个静止帧。

注：图3显示了这段视频中的四个静止帧，从某位骑手开始移动后的第一个位移开始（左上角），到移动接近尾声（右下角），爱丁堡的城市结构最终变得更容易识别。

第三种为3D打印的地形图。此图将GPS记录的高度数据纳入先前的地图中，呈现了外卖骑手的真实三维流动路线。通过该图作者发现，与Deliveroo平台算法的“扁平化”（即主要计算水平直线距离）不同，骑手有自身所构建的三维立体“最佳路线”。

图4. 爱丁堡3d打印地形模型照片，包括33名参赛骑手轨迹中的z轴（高度）重点。

此外，作者还对部分骑手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得出了骑手积极干预平台控制的方式：（1）通过选择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将自己的路线控制在熟悉的范围内；（2）通过个人的主观知识纠正算法的错误路线导向；（3）出于规避风险的意识不断更改困难的行驶路线。这些干预措施是骑手与外卖平台的一种协商，通过更改路线抵制算法指令，有时候可以形成路线反馈并改变算法指令。

总的来说，研究有两大发现：首先，Deliveroo的骑手通过积极干预，可以影响算法设定，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平台路线规划，虽然由于缺乏有效的反馈工具，这种影响力依然微弱。其次，Deliveroo这一外卖平台的存在映射到了城市现有的消费模式上，很多资本与商业“因外卖路线而生”，由于外卖骑手喜欢在适合行驶的平坦主干道进行派送，因此商业进一步于主干道聚集，进而加剧了交通拥堵；相反的，由于外卖骑手不喜欢在不宜行驶的地区进行派送，这些地区就出现了商业服务进一步退化的现象。

基于上述发现，作者得出结论：外卖骑手能够根据现实需求，通过自身的一些策略手段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卖数字平台的算法程序，而这一最终被建构形成的算法程序，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的商业、资本与生活服务空间。这样的连环“建构”，塑造了城市围绕“数字平台”而生成的一种全新的地理空间，本文称之为“平台地理”。

此外，作者认为数字劳工对平台算法的积极干预是有利于整合、优化资源的。为强化其干预能力，应该使用一些工具和方法去创建一条行之有效的“主动性”路径，使数字劳工既能够将自身干预逻辑有效反馈到平台本身，又能够对算法的控制逻辑进行可视化查询。反观国内那些“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这样的一条路径，也许也是解放其主动性、突破系统困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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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Gregory, K., & Maldonado, M. (2020). Delivering edinburgh: Uncovering the digital geography of platform labour in the cit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8), 1187-1202.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郭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