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妖猫传》，《长恨歌》的这些事儿你必须知道

《长恨歌》抖包袱了吗？

正在上映的电影《妖猫传》的主线是：白居易借助幻术，了解到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并非只有爱情，特别是马嵬驿兵变幕后，写出诗来便是今天见到的《长恨歌》。影片归结后世杰作难出的原因是，诗人还没有深刻体会历史的那一面。

电影《妖猫传》中的白居易

李白也有三首写杨贵妃的诗，那便是《清平调词三首》，诗云“云想衣裳花想容”“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但《妖猫传》把在白居易写《长恨歌》三十年前（此处为戏说，应为约六十三年前）写就的这首诗定为“假诗”，导演借妖猫口进行强调：李白写完《清平调词》才见到了杨贵妃。白居易甚至还说“我写不出‘云想衣裳花想容’，但你也不能说我的《长恨歌》是假的。”片中白居易对两首诗发表见解流于意气，倒显得导演不好意思说出真假了。其实，相比李白，白居易更推崇杜甫，因为白主张诗歌贯穿古今和采诗观风的古则，白居易对李白的看法有记载：“李之作才也，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之所以提到“六十三年前”，因为彼时唐玄宗重视武功而粉饰文治，加上玄宗亲信、文坛的领军人物张说出任宰相后提拔文人，“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一些人因为文学才能就能做到高官。开元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士以“掌纶诰”——为皇帝起草奏折为最高的荣耀和追求。开元二十三年孙逖掌贡举，“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再如张九龄也是以“践台阁，掌纶诰”为做宰相的同义词。在这种风向下，文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同挂壁”。中国古代最正统的学问是经学，说当时文人不学习六经，不遵循历史，是很严厉的批评了。然而自张九龄下台后，玄宗对大臣与文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懂得了把政事和文学分开，李太白的名句正是玄宗招他入朝后写就的，不过玄宗给他的工作也仅限于此。

《妖猫传》白居易角色海报

如果说《清平调词》“假”，《长恨歌》是“真”吗？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长恨歌》这首诗只是唐代兼备众体的小说中歌诗的部分，诗和文并为一是当时一种小说体裁。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流传至今的《长恨歌》只负责“诗笔”的部分，诗笔即韵文，也就是说单看它是不完整的。这一篇小说真正的结尾还在陈鸿写的传奇《长恨歌传》。陈鸿是在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当场便完成该传奇，白居易没有在《长恨歌》中备载的一切故事，叙述历史的关键细节和逻辑，连同历史的评论他都交给陈鸿的传文了。特别是玄宗取杨玄琰女于寿邸、马嵬驿兵变等事。所以《长恨歌传》补充了史才、议论和作诗的宗旨、缘故，两者放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长恨歌》不只 “负责美貌如花”。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逐句考证《长恨歌》所言何者是史，何者是从俗的想象，最终证明，除诗人当时未入翰林而无法了解到的事情，《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尽，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史的考验。《长恨歌》诗句多有戏谑意味。戏谑是唐代小说流行的一种新风尚，它并非无端以文为戏，而往往利于作者发挥史才和议论。《长恨歌》虽然没有讳言事实，但也不是尽显史才、史笔，因为它不负担史才功能，而是用诗笔叙事、讽喻、戏谑，故事真正的写史议论部分还是要看陈鸿作的小说《长恨歌传》。

唐代贞元、元和间的小说是适合“描写人生”的，它与今天说的小说不是一个概念，专指一种革新后的兼容并包各文体的新文体，以古文创新表达人情物态世理，俳谐议论，不必求实而能雅俗共赏。读《长恨歌》不可不看《长恨歌传》，《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与古文运动密切相关的。此二者诞生的时代，藩镇割据、军将跋扈，唐德宗想用文学粉饰苟安的政局，所以文章之盛达到唐代之顶峰。应运而生的古文运动，却推动了唐传奇小说的发展，因为小说可以写许多驳杂无实的事情，结果成了古文大家们的试验场。

《妖猫传》白居易角色海报

讽谏是唐诗的一大主题，宋代洪迈曾对唐人的自由发出感叹：“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遗事成了贞元、元和间文人一个通常练习的题目，还要互相探讨改进。

元稹、白居易就是一对才华相仿互相促进的好友，难得他们还有共同的志向。两人考制举前共同撰作的《策林·采诗（以补察时政）》写道：“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说明白居易早有采诗匡主之意。远仿《诗经》，近效杜少陵，而后几年，白居易怀着这样的抱负，创作了代表作五十首新乐府，可谓当代之《诗》。

最后回到那个冬天，唐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乐天、陈鸿与王质夫家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这既是写杨太真遗事的缘故也是作讽喻叙事诗的理由。《长恨歌传》写道：“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质而言之，传文说写这首诗非白居易莫属。《长恨歌传》又曰：“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据其所闻，不按史书而另辟蹊径，这即是在说，《长恨歌》是照所闻实录。尤为重要的一句“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才算抖完了包袱。这样《长恨歌》才齐备前因后果，把《歌》与《传》先后来看意涵愈加丰富。

为反衬《长恨歌》之经典意义，《妖猫传》把《清平调词》的诗句和创作过程拿来对比，影片最后白居易放下了对历史政治名利权势的“我执”，完成了《长恨歌》。实际的情况则是由于文体的缘故，《长恨歌》本身没有太多的历史评论包袱，它是意义不完整的言情叙事诗。同时白居易润色记史的志向是清晰的。《清平调词》虽然也极浪漫地流传下来，却成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很难抹掉的一个黑点。（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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