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善治，共探创新之路｜2023 NAVIGATE 领航者峰会数智治理峰会《财经》对话

编辑｜温铭予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到来，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慧制造、智慧金融、智慧物流等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地并持续创新。同时，城市的数字化需要从高质量发展的维度上予以考量：如何真正实现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的变革，如何通过创新实现数据要素与既有资源的有机结合，如何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新场景治理等问题。

本期《财经》对话，在2023 NAVIGATE领航者峰会现场，几位嘉宾共同探讨“数与智能”“数与治理”“数与城市”的革新。我们撷其要者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对话嘉宾：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数字官兼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鹏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管清友

主持人：

《财经》杂志副主编、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 王延春

数字化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药方吗？

王延春：我们首先讨论一个近期媒体关心的问题。先请问管院长，您曾参与《数字上的中国》的写作，其中提出“大城市病”是全球最头疼的问题，而数字化是解决问题的药方之一，并且这个药方在中国。请问智慧城市是不是解决一些“大城市病”的灵丹妙药？

管清友：我们做经济研究的一定会特别关心技术，尽管我们对大部分技术来说都是外行。技术对于国家、城市、企业，无论是对公共治理还是对经济运行，它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且深远的。

在农业时代或者工业时代，很多“大城市病”似乎是无解的。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化的技术、模型、应用来慢慢解决问题，提高效率减少损耗。

我想“大城市病”，比如人口多、拥堵、污染、生活成本高等等，它涉及方方面面，数字化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确实有助于解决“大城市病”。当然，数字化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约车行业经过高速发展，在城市公共设施存量既定的情况下，它一定程度上会在无形之中加剧拥堵问题，这个时候怎么优化？数字化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需要专门提供解决方案和软件硬件的服务商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张鹏：我非常认同管老师的观点。以智慧城市解决现在发展过程中的“大城市病”，要一分为二地看。

数字化是工具、平台，看你怎么利用它。一是要技术创新，还要制度创新。你仅仅花钱把技术买到了，就相当于家里买了一辆车，你不会开，放在那里只能是一个摆设。所以需要制度配套技术，形成互动。

第二，在技术落地的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既有共性的东西，也有个性的东西。有的东西放在这个城市能用，放在另一个城市也能用。比如停车收费，在哪都是APP扫码，没问题。但从个别城市来看，大城市停车难问题和小城市停车难问题，南北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特点，拥堵和停车难是不同因素造成的，虽然表象看起来都是“大城市病”。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 首席数字官兼数字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鹏

举最近我们参与杭州城市治堵的例子，杭州是大城市里第一个提出来“两个不限”——在杭州不限号也不限行。所以对一些区域，比如西湖周边还是拥堵比较厉害。杭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城市体量大、人口流动性强，它是需要综合解决的。

所以杭州的解决策略是，在规划中围绕交通布局进行大数据分析。假设我要拍一块地，这里未来三年到五年内要住多少人，围绕居民配套的地铁站建在哪里，地铁站和公交如何接驳，这个地方要下高速公路过来，将来要扩多少车道等等。把交通、规划、人口分布，包括绿道等等，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形成一个动态调整。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拥堵的问题。

总结一下，一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配合的问题。有了好的技术、好的平台，能不能行政推动，能不能流程再造，以制度重塑去适应技术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原来的流程。第二，既要尊重共性的因素复制一些成果，也要尊重个性的因素来量身定制。

王延春：这是不是您经常提到的观点，“智慧城市不是建设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不是仅仅是停留在城市底层数据架构的建设上，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和工作习得的、认知的变化。

张鹏：是的，我在10年前的2013年就开始谈“智慧城市是长出来的”。一座房子建好后钥匙一交，其实基本上能力就固化了，交房时是这个样子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后面小的修修补补问题都不大。

但是数字化项目是什么？交钥匙那一天才开始，软件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实用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拿大家每天用到的微信为例：应用刚上线的时候很傻，而现在大家已经离不开了。它也需要不断迭代，不断成长。所以要把智慧城市当成一个动态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静态的“花钱买了一堆设备，盖了个楼”这样的认知。实现智慧城市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

以协同共治抚平“数字鸿沟”

王延春：现在大家很关注“数据烟囱”的信息孤岛问题。走在大街上我们会看到，在不同场合会有很多不同的摄像头，因为它们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而数据在部门间是不连接的。同时也有一些数据的拥有者觉得“我要规避法律上的风险，要做安全隐私方面的考量，那我们该把一些数据束之高阁。”当然这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您觉得信息孤岛的问题怎么解决？

管清友：这确实是现实的问题，很难一下子想到怎么解决。首先数字孤岛的形成有它的理由，海量的数据进入系统，这存在所谓的产权模糊问题——谁应该是数据的拥有者，数据的拥有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既是法律上比较模糊的地方，也是商业伦理上的问题。

第二个，数据共享为什么这么难做？因为我们无论是讲“治理”还是“智理”，你会发现我们总体的政府管理，基本的架构模型是没有变的，就是部门化，也是我们说的“条条”和“块块”。比如交通、公共安全，以及很多其他的相关部门。

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实践和探讨。但是张总刚才的说法非常有启发意义，智慧城市本身应该是非标准化，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律。可能我们还要去思考：城市如何用好数据，保管好数据，在产权、法律、商业伦理上我们如何去实践？我很希望看到地方上的实践，这确实是个问题。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管清友

张鹏：管老师说得非常对，各个部门的权、利、责都是和数据挂钩的，有时候开放数据就意味着开放了自己的责任，会让责任变得无限大；反过来讲也是开放了自己的权，可能权力会被其他部门占有或稀释掉，两方面的情况都有。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靠技术解决，比如隐私计算——数据可用但不可见。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来处理数据，像ChatGPT就是对数据加工处理之后提供应用的结果，而不是提供原始数据本身。就是你可以获得结果，但不一定把人家的数据连锅都端走，这是技术维度解决的思路。

第二个解决的思路是政府的演进。现在为什么提“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也是靠原来的“各管一摊”解决不了了，需要协同共治。协同共治的业务驱动本身也会带来数据的不断融合与共享，它是借机发展的过程。

王延春：您提到了“一网统管”“一隅全观”的模式。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目前的数字化特别适配年轻人，但城市里还有很多老人和孩子，怎么让这“一老一小”感觉到没有被歧视，而是被尊重的？

张鹏：数字鸿沟确实是数字化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是应用如何更炫、更优、更便捷，却往往忽略了用不了的人。

刚才您讲到年龄上的“一老一小”，这是从民生服务的角度看，从企业服务的角度看也有“一老一小”的问题：老的传统企业如何数字化转型，小微企业如何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发展？这“一老一小”也很值得关注。

这一部分是政府的工作了，需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为这些“一老一小”提供公益服务，要么是帮助他们触网用网，要么是提供数字无障碍设施的服务。例如卖给老年人的手机不能都是字小的，功能不一定有那么多，要简单易用。包括家庭的智慧化设备和语音控制，都是解决“一老一小”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财经》杂志副主编 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 王延春

智慧城市需要将“治理”变为“智理”

王延春：请问管院长，您也经常提到我国城市一体化和都市圈发展的相关政策，那么数字化是如何助力城市一体化和大中小城市间协同发展的，其中数字化的前景和价值在哪？

管清友：这确实跟我们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存在一定冲突。这么多年一直在讨论，从信息化讨论到数字化，这个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探索。数字化本质的东西是数据，它是没有省界、市界，可以连通起来的，但是税收和行政区划是有边界的。

数字化的过程，就像过去我们讨论信息化，不仅仅是新建一套系统的问题，还意味着整个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但不是每一次技术变动或者升级迭代政府就要变一次，不是这样。

它引发我们的思考：政府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如何更有弹性地适应技术迭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各个领域的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了。如果没有一定的弹性去逐渐适应，我们的边界和管理是特别刚性和生硬的，那会很难适应而且很容易被淘汰。

比如很多园区不可以公管吗？不可以有税收分成吗？不可以有个人智能化的管理和分成，包括信息共享、数据共享吗？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地方政府在区域间协同发展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数据的流动是没有边界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很好。所谓治理，政府如何适应数字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和服务更具有弹性，更具可持续性，这个是很大的课题。

王延春：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和探索的课题。最后，邀请二位嘉宾对未来数字治理的发展提一句寄语。

管清友：从“治理”到“智理”。技术的迭代可能会改变很多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东西。

张鹏：“数智治理”的发展一是认知先行，二是业务驱动，三是技术保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