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 我所目睹的，究竟是什么？

城市被雨水浸透。雨带来了黑暗。在雨中发生连环杀人案，但因雨水的缘故，证据消失，警探们也无法跟上案件的节奏。大卫·芬奇的《七宗罪》虽属于惊悚片类型，但实质上更接近于建立在伦理废墟上的神学启示录。

在美国象征匿名的名字“约翰·杜”（凯文·史派西 饰）是连环杀人犯。他引用《圣经》中的话说：“如果要让人们清醒过来，仅仅轻轻触碰是不够的，必须像锤子一样给予强烈的冲击。”通过这种方式，电影不断地向观众抛出问题：“什么是罪？”、“谁有资格审判？”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罪是使理性的光黯淡的行为。”当人类脱离了上帝创造的目的，就会犯下罪行，而这种罪被理解为对上帝秩序——普遍理性——的违反。关键在于，罪的标准不在于个人信念，而是超越性的秩序，即“神圣理性”。

然而在《七宗罪》的世界中，没有神。或者说，神完全沉默。神的缺席被狂信者的确信所取代，而这种确信又被用来构建暴力的正当性体系。约翰·杜颠覆了阿奎那。

他误以为自己是“启示”的通道，实际上却只是把自己内心的仇恨和厌恶伪装成“启示”，向人类宣判审判。他的语言模仿律法，但却没有启示；他的结构看似末世论，但却没有救赎。这是一种伪装成神之形式的人类愤怒，是借秩序之名发动的绝望之暴力。

《七宗罪》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从什么位置去看待罪？”所有人都犯罪，所有人都痛苦，所有人都对罪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以“正义”的名义行凶。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他？

就在这里，《七宗罪》与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产生了交汇。列维纳斯说：“伦理始于他者的脸。”他者的脸是伦理的起点，是责任的根源。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脸被完全抹除。受害者彻底匿名，连加害者也不以真名而是象征性名称“约翰·杜”来称呼。尸体虽出现，却看不到脸；有痛苦，却没有声音。

具体他者的独特性被剥夺，道德只剩下形式。在这个没有“脸”的世界里，伦理甚至无法起步。换句话说，《七宗罪》描绘了一个连伦理之起始条件都被剥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有两位跟随其发展的角色：米尔斯（布拉德·皮特 饰）和萨默塞特（摩根·弗里曼饰 饰）。米尔斯年轻、愤怒，是充满正义感的行动派。

相对地，萨默塞特是即将退休的冷静老侦探，与其说是要解决案件，不如说是静静地注视其结局。实际上，这部电影真正的叙述者是萨默塞特。他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没有脸的世界”。他的面孔成为我们在面对他者时所感受之“距离感”的镜子。

在影片最后，米尔斯选择了“愤怒”这一罪。约翰·杜刻意激怒他，而米尔斯回应了这种诱惑。枪声响起，约翰·杜所设计的“审判结构”由此完成。这一幕不仅是案件的终结，更是一场伦理的毁灭，是象征正义失败的仪式。

就在那一刻，萨默塞特引用了海明威的话：“世界是美好的，是值得我们去奋斗的。”这不是结论，也不是确信，而是一个想要紧抓住伦理的最后迟疑。他在无力之中，展现出人类不愿放弃的沉静固执。

《七宗罪》展现了相信伦理可以变得多么无力。神沉默，正义失败，理性被狂热所取代。而最终，留下的只有一个人那迟疑的目光。

他虽未改变任何事，但却看到了最后。罪不断在重复，世界仍旧模糊。但那道目光，向这个“没有脸”的世界投下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

“我所目睹的，究竟是什么？”

正是这唯一的问题，把《七宗罪》提升到了一个追问“与他者共存的伦理学，或责任的残存性”哲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