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理论文献导读之New Sources for Qualitative Data

2018年8月18日的质性研究研读小组第三十六次研读活动，研读小组继续研读Barney G. Glaser和Anselm L. Strauss于1967年出版、2006年重印的扎根理论经典著作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此次由陈兆源负责导读本书的第七章“质性数据的新来源”（New Sources for Qualitative Data）。以下是文献导读提纲。

一、何为新来源

质性研究无疑是需要数据的。传统来源是田野工作（fieldwork）和采访，而“新”来源则是图书馆数据（既有材料）。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图书馆数据并不等同于文献回顾，也不等同于历史学研究。作者在书中列举的质性数据新来源包括：信件、传记、自传、回忆录、演讲、小说、非小说文学（nonfiction）；其他甚至还包括契约（deeds）、笑话（jokes）、相片、城市规划等。这与当下的大数据思维有契合之处。

二、实地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相似性

两者的相似性可从书中概括出以下四点。一是都需要理解力（intelligence）和独创性（ingenuity）。二是意外事件（accidents）的重要性：无意中发现的对话和场景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研究者知道如何运用的话。三是数据收集的相似性：（1）去需要去的地方（locale）；（2）弄明白要和谁对话、听谁说、询问谁、观察谁；（3）在图书馆数据中同样有观点的交锋、细节的披露。四是收集技巧的相似性：（1）追踪特定事件的发生顺序；（2）推定谁是事件的相关方、谁是知情人；（3）追查（track down）人们不断使用的关键词的含义。

三、文档储藏（Caches of Documents）与质性访谈

储藏着的文档，无论其自身多么有趣，除非与理论相关，否则就没有意义。这些文档必须检验、校正、增强研究者所形成的假说（emerging hypotheses）。如果研究者足够精明，其理论会指引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有用的储藏数据上（cachesof data）。如果研究者足够幸运，她或许会偶然发现一些储藏，然后意识到其重要性。

四、在比较中形成理论

从一开始就应该运用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那些重复我们已有认知的书不必过分认真地阅读，它们仅仅是作为支撑我们信念的脚注。任何产生比较的材料都是有用的，包括信件、日记、报纸、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研究者必须通过比较性材料（comparative materials）来延展其想法的边界。在通过比较性材料形成理论的意义上，既有的学术文献是有价值的，有点类似于文献综述。研究者几乎不可能仅通过其自己的田野工作来生成优秀的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通常情况下，他也需要其他研究者的田野工作数据或他们发表的分析以及他们作为例证的引述（quotes）。

五、图书馆数据的优势

图书馆数据最重要的优势便是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1）可以获得已去世者的信息；（2）可以克服空间的阻碍，图书馆数据把距离遥远的行为体带到研究者身边；（3）有的信息提供者不愿意被研究者观察和访谈，但图书馆仍能找到一些他们提供的信息；（4）研究者可以反复查看图书馆资料当中的各种细节信息；（5）可以比较自由的安排自己的研究，在家或在图书馆。

此外，图书馆数据还有助于生成理论。理论的生成需要比较分析，图书馆正好提供了一系列出色的群体可供比较，只要研究者有独创性（ingenuity）去发现它们。

最后，图书馆数据的材料通常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了，这对那些对时间性（temporality）感兴趣的社会理论家尤为有用。

六、图书馆数据的局限

当然，图书馆数据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一些群体或机构的演化和消失没有留下太多（如果不是没有的话）文档痕迹。第二，与上述相关的问题是，相比于访谈和田野工作的发现，这些图书馆数据可能也并不存在丰富的细节（关于重要事件、关系、角色、策略、过程）。第三，图书馆数据的作者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有意的误导，包括对其自身和对事件的描述。第四，图书馆数据的来源可能是不甚准确的观察者，他们在文档中大量使用“可能是”、“可能不是”。研究者需要运用其自身的判断来解读分析这些材料。第五，图书馆数据可能并不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且他们提供的细节可能与研究者所希望开展的研究不完全相符。第六，田野工作使研究者可以参与或观察一些有趣的集体行动。使用图书馆数据会削弱研究者自身经历所带来的丰富性。

陈兆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