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带来伦理变动

毫无疑问，人的克隆将对社会认知构成重大挑战。我们知道，孪生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性固然已经为相关媒体节目或艺术作品增添了不少亮点，但也因为不时引发误认而在现实生活中令人烦恼。不难设想：克隆人之间同样存在类似现象，而且问题将更加突出，因为同批次、同亲本的克隆产品的体魄相似度可能远远超过孪生兄弟姐妹。其他人与之互动将遇到诸多麻烦。

克隆人如果不是和原版人并世而立，而是和正常新生儿一样经历社会化的话，固然可能摆脱与原版人在同一时空中处于相同伦理位置的尴尬，但仍可能面临新的矛盾。首先，伦理关系可能因克隆而陷于混乱。

例如，在英国《代码46》（Code 46，2003）中，一对恋人的姻缘遇到重大危机，因为女方来自男方亡母脑部DNA克隆。又如，在德、匈、法合拍的剧情片《克隆丈夫》（womb，2010）中，主角丽贝卡用遇难丈夫细胞克隆出孩子，对长大后的孩子谈恋爱表示妒忌。他儿子后来一度与她做爱（扮演了她丈夫的角色），不再叫丽贝卡为母亲。由于角色混乱，他只好在感谢她生身之恩后离家出走。其次，心理取向可能因克隆而发生矛盾。

根据日本《苹果核战记2》（Appleseed Ex Machina，2007）的构思，迪娜和普里亚斯都是奥林帕斯特殊部队ES.W.A.T.的天才战士。普里亚斯为保护迪娜而负伤，被改造成半机械体；他的基因被提取而培育出长相、性格与之相同的克隆人。迪娜因此面临艰难的选择：她该爱谁呢？这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对一个人的爱究竟是以他（或她）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的肉体为根据，还是以对他所具备的特征群或功能集合的印象为根据？半机械体普里亚斯所代表的是前者，克隆体普里亚斯所代表的后者。

在具体作品中，上文所涉及的三种关系（即原版人与克隆人的关系、克隆人之间的关系、克隆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往往彼此交织的。以美国《再造战士：重生》（Universal Soldier: Regeneration，2010）为例。恐怖分子用窃取的技术造出二代战士，当局只好派一代战士去应对。他们各有各的克隆体，原版人的对立延伸为克隆人之间的对立。

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硬核亨利》（Hardcore Henry，2016）等。必须看到：除人类之外，克隆人还可能与其他生物（或类生物）发生关系。例如，美国《外星恋》（Starman，1984）描写一个纯真的外星人为和平目的而来到地球，所乘的飞船却被美国当局击落。孤独的外星人就像个闪光的能量球漂浮着，发现了新近守寡的詹妮。他用一束其丈夫的头发为自己克隆出一个新身体，和她接近并加深了对地球人的了解。

又如，美国《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描写高度进化的机器人男孩大卫希望变成真人以便获得人类母亲莫妮卡的爱。这一愿望在人类灭亡后才间接实现。当时，高级智能硅基生物开展人类研究，它们救活了大卫，通过大卫的机器人伙伴泰德熊所保存的头发复制了莫妮卡，但她只能活一天，而且不能被重复制造。大卫十分珍惜这一天，因为莫妮卡表达了他的爱。他握着妈妈的手睡着了（实际是其机器生命的终结）。上述两部作品也表明：并非所有的科幻电影都从消极的角度表现克隆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黄鸣奋《电影创意中的克隆人：从科研禁区到科幻热门》，《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