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观察:孙光荣大师的“四个必须”能做好中医药学术传承工作吗?

那些被政府认定为“国医大师”的现代医家们,倒还真的把自己当着“大师”,他们乘着政府恩赐的资源,有的通过大会小会在全国遍收弟子,有的则喜欢在各种媒体上一篇接一篇地发布大论。比如孙光荣大师又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向中医界发出“四个必须”的官样文章。那么做好这“四个必须”就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做好中医药传承工作吗?

先看他的第一个“必须认清中医药发展的形式”,估计“大师”们都擅于高瞻,不屑于向下看,所以孙大师在文中所谓的“认清形式”不是遍看中医药普遍西化和衰败的下情,而是仰望国家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政治形式。试问:历届政府,哪届没有大力支持中医?这种形式还要看清吗?中医人只要“捋起袖子加油干”即可,而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干。可是孙大师连中医药苟延残喘的下情都不屑看一眼,又怎能做到有的放矢的去干?

孙大师的第二个“必须按时完成经验传承工作任务”,将中医师承教育视为中医药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再次高瞻地要求拜师的学生们按着王国强局长提出的在医德、医心、医学等6个方面做好老师学术经验的传承,继而成为新时代的苍生大医。中国有句俗语: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试问:被政府认定的90位“国医大师”有几位称得上“苍生大医”?如果连这些教授的老师都不是苍生大医,而是中西医结合的糊涂医、庸医,甚至是伪中医,那么他们如何又能教出“苍生大医”?方向带偏了,那些传承的弟子也就被废了。所以能否按时完成经验传承工作任务,最紧要的任务是这些“大师”“名医”们做好自己的反省与纯化工作,大力提高自己的国学素质,提高自己的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能力。

再看孙大师的第三个“必须符合时代的脉动”,这个必须说明“大师”们不仅擅于高瞻,更长于远瞩,只是这个远瞩不是去回看远古医家如何提高自己中医理论思维水平,而是紧盯着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的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比如西医出现了循证医学,“大师”们不管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征,就要中医转化成为循证医学;西医出现了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大数据,大师们不管中医有没有积累像西医那样的循证医学数据,又要中医将大数据技术拿过来中医用。孙大师还认为基于西方统计学原理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就是从东方形象思维发展起来的,而形象思维注重整体下的个体化,大数据却注重抽象的独立事件统计,本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产物,孙大师硬是将大数据归于东方思维的产物,这是自卑还是无明?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而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败,中医不仅是古代的,更是现代和未来的。像孙大师这类笃信科学主义的主流中医家们恰是缺乏了文化、理论自信与中医主体意识,所以才要求中医必须依附现代科技的发展,否则就是固步自封。试问:西医和现代科技从来没有要求自己融合阴阳五行理论,这是不是也是固步自封?

分析了孙大师提出的三个“必须”之后,再看第四个“必须为中医药发展作出新贡献”。擅长高瞻远瞩的孙大师提出来的期望是美好的,只是缺失了脚踏实地,又如何能迈出创新和发展中医的步伐?如果被国家认定的“大师”们只懂得在各种媒体上写些官样文章去“传”国家领袖和医政领导的指示,不屑于谈论中医现状和学术,那些拜师的学生们又如何能够更好地将他们的学术经验“承”下去?创新与发展是建立在有效传承的基础上的,如果“大师”们自己都因为笃信科学主义而不知道如何去传承中医,那么创新与发展中医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后再提一下孙大师要求的尊师重道。“大师”高瞻远瞩、心怀包容。他要求学生不要为了出名和获利,去贬低和诋毁师辈。像孙大师这种要求,就是要大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唯有中医不好。面对中医西化和衰败的现状,这种老好人意识就是要一如既往地维持中医界麻木不仁的状态,继续走向西化性的消亡。就像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就像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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