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汉初三杰”之大数据与企业家才能

安徽省固镇县垓下遗址。垓下之战中，汉军以韩信亲率三十万人为主力击溃楚王项羽，这一战役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

　　汉朝三位”开国军师“的兵法，最像大数据的运用——样本趋近总体、精确让位模糊、相关性终于因果。然而军事天才依靠的往往不是深思熟虑，而是智勇双全。以史为鉴，相比大数据，企业家才能更为重要。在其他要素条件近似的情况下，胜者仍然是企业家才能发挥得最好的那个。

　　关键字：大数据，企业家才能，创业团队，兵法，洞察力

“汉初三杰”指的是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高帝中五年，汉高祖刘邦对大臣们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意为：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刘邦狡猾、险诈、自私，还有点流氓气，不过一代开国之主毕竟有豁达大度和实实在在的一面，上述的话虽然隐隐也有点逼格高，但是还是道出了汉朝开国创业团队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的价值。

如果在这三个人中考察谁与大数据有关联，我相信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一定会是萧何。《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得明明白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沛公刘邦进了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府库，分取金帛财物，唯独萧何首先进入宫室收取秦朝丞相及御史掌管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并将它们珍藏起来。沛公做了汉王，任命萧何为丞相。项羽和诸侯军队进入咸阳屠杀焚烧了一番就离去了。汉王之所以能够详尽地了解天下的险关要塞，户口的多少，各地诸方面的强弱，民众的疾苦等，就是因为萧何完好地得到了秦朝的文献档案的缘故。

但仔细分析大数据的“所指”，会发现这个也许只是皮相之谈。大数据者，big data也，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考察大数据有所谓4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我们发现“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或许也可称为大量、多样和价值，但是谈不上高速，也就是说，处理速度与所谓1秒定律相去甚远。这些“秦图书”是静态的，固化的，以此作为“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常全关中以待陛下”“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的基础固然有余，但是毋庸讳言，谈不上大数据，最多勉强沾一点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边。假使进一步分析，我们或许还会发现，萧何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并非是不可替代的，换另一个优秀的县吏，或许也能做到，当然这个县吏可能没有与刘邦的渊源和忠诚信任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真正涉及到大数据的是张良和韩信。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猫在中军大帐中拿几根算筹(急眼了也会用筷子，如为了阻止刘邦封六国之后“臣请借前箸以筹之”)为刘邦擘划，他是所谓“画策臣”，就是军师谋士型出大主意的人。他力主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诸侯之策;又主张背弃盟约，追击项羽，歼灭楚军。这种战略层面的决策需要在集中各种资讯的基础上快速决断，庶几和大数据有点沾边。

韩信善于以少胜多，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战功卓著，威震天下;在战略上，他未出汉中就建议刘邦决策东向、以图天下，指出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汉初称得上军事家的，韩信一人而已，相比之下，张良只能有一个“著名谋臣”的“职称”。

兵法也许最像大数据的运用，样本趋近于总体、精确让位于模糊、相关性终于因果，这三个大数据的要素在兵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孙子兵法》有云：“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多也;未战而庙不筭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但是，战争最像赌博，充满了各种的危险、困难、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各种情报难以判断，各种阻力难以计算，从来就是要在信息混杂的情况下做出大多数决策，不能指望完全的“谋定而后动”。军事天才需要的是智勇双全，依靠的往往不是深思熟虑，而是特殊禀赋的智慧和勇气，就是那种在一片黑暗中发现微光的洞察力，和追随这些微光前进的果断性。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韩信和张良在组织中的作用和不可替代性要远超萧何。

从刘邦的封赏和处罚来看，对汉初三杰在创业团队中的贡献度也可以有个初步的概念：张良享有的封赏是留县(故治在今江苏沛县东南的微山湖湖区内，微山岛西南，已被湖水淹没)一万户的租税——汉高祖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而选择了与刘邦初次见面的留这个地方;萧何享有的封赏是酂县(沛郡酂县，在今河南永城市)八千户的租税，韩信享有的封赏是齐国全境七十多个城的租税。

另有网友一针见血说：谁最后被刘邦杀了谁最厉害!其言虽鄙，可以喻大——至于明太祖那种一锅端全部清洗的思路和手段用这点来判断就完全无效了——汉初三杰中萧何活到刘邦儿子孝惠帝时期，还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萧规曹随”的曹参;张良晚年学道，有“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说法，其卒年，《史记》记为高后二年，《汉书》记为惠帝六年，此处存疑;总之，不得善终的只有韩信，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功勋才能和潜在威胁最大。

　　韩信是统兵百万、战无不胜的大将军，张良是画策臣，这一点和他们两个人的兵法传承和个体差异有关。第一，张良学的是圯上老人(后人称为黄石公)传授的《太公兵法》，这是《太公》三书(相传是齐太公姜尚所传，但应是后人伪托)《谋》、《言》、《兵》中的《兵》，是一本阴谋大全，治国用兵，马上马下都涉及，正好符合其后来的定位;韩信学的是《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简称)，学《孙子兵法》是用来带兵打仗，学《司马法》和制定军法有很大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汉初的军事制度就是韩信根据《司马法》建立的。第二，张良虽然也智勇双全(曾经是刺杀秦始皇未遂的全国通缉犯)，但是“状貌如妇人好女”，各位读者可以自行脑补包括东方神起、EXO在内的各种韩国天团成员的模样，在当时缺乏直接带兵的“奇理斯玛”(charisma)效应，还是在辅佐的位置比较合适。

以史为鉴，我们会发现大数据很重要，但是企业家才能更重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思维的大变革》中说：“随着管理决策越来越受预测性分析和大数据分析的影响和控制，依靠直觉做决定的情况会被彻底改变。”这一说法也许还有可商榷的地方，直觉也许在字面上给人以玄学、前农业社会的色彩，但究其实，直觉是企业家才能的一种外化，经营企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将各种要素配置到最佳状态的能力可以用大数据作为参考，但不能迷信单纯的大数据。或者换种说法，直觉和企业家才能本身其实是建立在企业家学习(包括科班学习和工作中的学习)、个人阅历经验这种种广义“大数据”基础上的一种成果，而狭义的“大数据”怎么采集、怎么处理包括选择什么样的“大数据”，仍然离不开企业家才能。

随着大数据使用的日趋广泛，我们会发现，很多基于大数据的优势会被对冲，正如我们当广州恒大和上海绿地对抗赛时我们如果祝愿他们都获得本场比赛的冠军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同理我们无法希望奥巴马和麦凯恩都获得竞选胜利。

在其他要素条件近似的情况下，真正的胜者仍然是企业家才能发挥得最好的那个。唐朝诗人杜牧说：“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明确把“智”放在“五德”之首，对于现代企业家来说，就是那种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要杰出的企业家才能。

假设现在的某些企业主如果换到刘邦这个位置，上品的会喜欢厚黑的曲逆侯陈平(不足为外人道的“奇计”)，中品的会喜欢汝阴侯夏侯婴(御者：司机)，下品的会喜欢辟阳侯审食其(老婆面上的亲信)，三杰一定在视野外。当然三杰也不会和他们混——从这一点得出的倒不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这太遥远，还是回归企业家才能这个本旨，或许才是各种从国学和历史中学习帝王术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