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数据改变国际援助

导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在，我们该如何确定发展基金及援助基金真正被落实到最需要它们的人身上？来自世界银行组织的Sanjay Pradhan在演讲中谈到了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可以让国际援助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同时来起到抑制腐败问题的作用。“要将有志改变腐败系统的斗士们联合起来，并提供给他们所需的数据。”是整场演说的核心。

演讲者：Sanjay Pradhan 世界银行组织

以下是演讲实录：

我在印度最贫穷的地区比哈尔邦长大。我记得在我六岁时，有一天我回到家，在家门口找到一个手拉车，里面装满了美味的零食。我和我的兄弟们立刻猛吃起来，正巧那个时候，我父亲刚好到家。他当时面色铁青，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怎样嚎啕大哭，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被我们吃了将近一半零食的车被拖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如此生气，因为那些零食其实是来自一个承包商的贿赂。承包商想通过贿赂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一个政府合同。

我父亲负责比哈尔邦的道路建设，他的立场非常坚定，即使他因此被骚扰甚至遭受威胁也坚决反对腐败。比哈尔邦曾经也是印度最腐败的邦，我父亲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孤单斗争过程。那个时候，比哈尔邦的公职人员经常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不是服务那些穷苦的劳动人民。这些穷人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者没有书读，而这些人也无处表达他们的痛苦。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切，当我去一些牵涉到村庄研究关于贫穷的问题，我挨个去了许多村庄。我记得一天，当我又累又饿几乎要瘫倒的时候，我待在一棵树下。那时候天气非常燥热，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几乎是那个村子里最穷的人邀请我去他的棚屋休息，还非常和善地给我食物。后来我才意识到他给我的那些食物原来是他一个家庭的整整两天恩供给。他如此慷慨的给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挑战了以及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意义，我下决心要回报给他。后来我加入了世界银行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把来自富裕国家的援助输送到贫穷国家，来解决这样的贫穷问题。

我刚开始的工作重心是乌干达，我着重于与乌干达的财务部进行关于相关改革的谈判。但是当我们支付了贷款后，我记得去乌干达考察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新造的学校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老师，那些新建的医疗诊所没有药物，那些穷人还是没有发言的机会或是追索的权力。乌干达简直就和当年的比哈尔邦一样。

比哈尔邦代表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挑战，即是腐败包围着那边卑微的贫穷。全世界范围内，有1.3亿人口过着每天开销少于1.25美元的日子，而我曾经在乌干达做过的工作则代表着这些问题的传统解决途径从1944年开始至今未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500个男性创始人以及一个孤零零的女性创始人，在美国新罕布尔士州聚在一起开创了包括世界银行组织在内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我之前讲到区域发展的传统途径有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从北边的发达国家向南方的相对贫穷的国家输入资源和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第二，这些传输援助的发展机构并不透明，你很难知道他们到底支援了什么项目或者达到了什么效果。第三，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项目只跟少数政府官员有交流，跟当地的人们有很少的互动，而当地人才应该是真正该受到发展援助的对象。

今天，这三个问题都在得到关注，因为全球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开放的知识渠道，多方的援助以及更透明的政府政策，三者综合起来代表了三个重要的变化。它们正在改变如今的发展方式，更代表着解决发展问题的希望，比如那些我在乌干达和比哈尔邦所见证的。

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开放的知识渠道。你们知道，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会直接接受这些由美国、欧洲以及世界银行给它们设计的经济发展解决方案。从南方部分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中，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了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切实可行的措施。它们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在30年内把5亿人带出贫穷的状况，墨西哥的“机遇”计划是怎样将数百万孩童的教育和营养状况有效进行提高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放知识流体系，不仅是由北向南的援助，而且南南对话，甚至是由南向北的渠道。纽约如今就收到了墨西哥“机遇”项目的启示。这些由北向南的援助正在变得更加开放，同样，这些组织援助的发展机构也在逐渐变得更为开放。

更透明的援助，这就是第二个变化。最近，世界银行组织向公众开放了其数据库，包括50年来两百个国家的八千个经济社会指数，同时它开展了一个全球性比赛来寻找用来分析和运用这些数据的创新型应用程序。同时，一些发展机构得以建立，让公众可以审查他们资助的项目。

（肯尼亚地图应用“GeoMapping”）

例如像来自肯尼亚的地图应用“GeoMapping”，上面的红点代表所有被捐款者资助的学校位置，绿色阴影越深的区域，有越多的不在读孩童。这个简单的数据混合模型显示了这块有最多不在读孩童人数的区域内，还未有捐款者在资助任何学校。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援助，是否针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群？用这种方法，世界银行组织现在已经在地理坐标上标记了在143个地区开展的三万个项目。与此同时，捐助者也使用这样一个公共平台来标记他们所有的项目。这是在实现援助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就联系到了第三点，在我的看法里也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变化——开放的政府管理。如今各个政府正在逐渐变得更为开放，这种变化与公众要求的“更多的声音与责任制度”相符合。从“阿拉伯之春”到印度的“安纳·哈扎尔运动”，手机与社交媒体的运用并不只实现了政治上的监督与问责，同时也实现了地区发展的监督与问责。当地政府是否在为其公民提供服务？部分在非洲和东亚的政府正在逐步向公众开放预算。但是，你知道，在公共预算和可以真正被理解的预算之间有巨大的不同。

（公共预算）

这是公共预算。你可以发现，它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以轻易获得的文件，牙也不能帮助普通人了解政府如何分配花销它的资源。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正在运用新的工具来视觉化他们的预算，用让公众更加容易理解的形式呈现给公众。

（莫多尔瓦地图）

这个是莫多尔瓦的地图，绿色代表这些有着低开销但是高教育成果的学校区域，红色则代表相反的区域。像这样的工具可以把慢慢把天书文件变成大众化的和视觉化的结果，这样的开放度让人激动。如今我们拥有了新的途径让公众来与政府进行交流与反馈。

（Checkmyschool.org网站）

今天的菲律宾，父母与学生可以在一个名为“Checkmyschool.org”的网站上可以针对“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老师有足够的课本”这类问题进行即时反馈，或是采用短信的方式来询问情况。这些我曾经在乌干达和比哈尔亲眼所见的问题通过网站呈现，政府也是予以回应的。所以当网站上显示有人举报“有学校因为腐败问题而停下学校维修工作，导致八百名学生不能上课”时，菲律宾教育部门马上采取了行动。

令人激动的是，这样的创新正在南方地区传播开来——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摩尔多瓦还有更多国家。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即使是一个非常贫穷的集体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工具来让人听见他们的期望。

（Tandale地图1）

（Tandale地图2）

（Tandale地图3）

这是Tandale地图在2011年8月看起来的样子。但在几个星期之内，大学学生成功运用手机和一个开放资源平台详细刻画出这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令人激动的是，当地居民立刻开始反馈，反馈内容关于哪个健康活着水利设施是否在正常运行。你可以看到这些聚体的红色气泡，这种方式为贫穷人们达成共识提供了一种图像可视化效果。

如今，在一个政府承诺的更为透明、公众更易理解并且提供有效回应的领导团体之下，比哈尔邦也正在转变地更加开放。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政府并不愿意变得更为开放，或者为贫穷的人民作出服务。这对想改变这样情况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孤军奋战的他们，如同我父亲，还有更多更多的人，他们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发展工作当中关键的前沿技术让他们能够一起克服各种困难。

今天，在加纳，来自民间、议会以及政府的勇敢革命者们形成了一个以实现石油透明合同为目的联盟。议会当中的改革者们通过这个联盟正着手调查可疑的合同。这些例子为那些我在乌干达见到的问题以及像我父亲一样在比哈尔所遇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机遇。

两年前的2010年4月8日，我打电话给我父亲。那天很晚了，我已经八十高龄的父亲正在打着一份七十页长的针对道路建设腐败问题的公益诉讼。虽然他不是律师，但第二天他在公堂上为这个案子辩护并赢下了这场官司。可是晚上，他倒下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了最后，拥有不断增长的热忱来与腐败和贫穷作斗争。因此，不只是政府官员需要变得更加真诚，公民也需要站在一起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外界听取。这两者成为了我父亲生命中的两个端点，他在其中折返，这种信念体现了正在改变的发展观念。

今天，我被这些变化启发着，并且我很开心。在世界银行组织，我们正在拥抱这样的新方向——一个与我二十年前在乌干达的工作不同的重大启程。我们需要更加快速地开放这样的发展方向，让知识在多方向流通来激励那些参与者们，让援助变得更加透明，让问责更加有效，让政府更加开放，让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让政府赋予改革者们更多的权力。

我们需要加速这样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会发现在比哈尔邦的贫穷的集体声音会被听见，在乌干达，甚至是在更广阔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教科书和老师会出现在他们下一代的学校里，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孩子一样能拥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去找到冲出贫穷的出路。谢谢。

摘自Sanjay Pradhan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