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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存量时代的颠覆家们

饶展/文最近,笔者受邀参加了广东“新阶联”创新创业专委会的成立仪式暨战略研讨会,新阶联全称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针对的对象是新经济组织中的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代表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新鲜血液,因此这次会议组织者广东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谢泓会长主要邀请的也是“创二代”企业家、中生代智库学者、新经济创业者等年轻人。

作为产业参谋机构的从业者,笔者一直深感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商业文化已经逐渐跟不上新的时代要求。在新旧动能转换、双循环动荡变迁的复杂局面下,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企业家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要想在新的经营环境下取得高速可持续的增长,必须具备产业家的视野格局与资源整合能力,谋求推动产业系统性重构,构建新的价值创造系统。

一般来说,这种新理念新文化的社会动员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可是没想到,这次与会的“创二代”企业家们已经开始独立完成这个修炼过程了。与会的几位“创二代”都是90后,家族生意有二十年以上的根基,产值至少过亿,基本都是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按照一般的思路,这样的企业未来应该是不断精益求精,打磨工匠精神,可是“创二代”的思路并不是这么简单。

耀龙管业的陈晓龙告诉笔者,他们家族业务主要是各种旗杆,为冬奥会等顶级大型赛事提供过专业支持,产品供应到世界各地。他参与家族业务后觉得,既然旗杆应用于各种赛会场景,耀龙又有品牌和渠道优势,那么赛会场景里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没有理由不能做啊。从专精特新工厂演进成赛会产品综合平台可不可以呢?果然,过去几年耀龙已经初步完成了平台化的企业转型;那么接下来,跟踪国际前沿做技术突破,再提供赛会专业服务可不可以呢?例如足球赛场的门线“鹰眼”技术,国内还是空白,做好了不光可以拓展业务,还可以刷新企业的“高科技”标签,为未来的上市估值未雨绸缪!

一诚科技的李璐告诉笔者,家族长辈过去就已经得出一个实业经验,那就是经营公司要有产业的思维,不仅要在一个环节,更是要多个环节,甚至是多个产业链中去经营。3年前李璐回归时负责的家族生意只有几千万产值,可是当看到某个环保细分市场具有潜在的能源管理巨大需求时,她迅速整合研发资源,在原有环保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套的能源管理软硬件服务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把企业产值做到了3个亿!一诚科技还在建筑行业和农业生产有着跨界探索,希望在产业联动中找到全新的增长曲线。更令笔者惊讶的是,当笔者提到产业研究与参谋并不只是经验与灵感的积淀,有时需要通过对产业机理与约束条件的抽象,形成对产业未来更全局深刻的洞察。而且,这种探索性的产业研究与参谋服务,其实是一种“商业技术”的委托研发,和所有研发一样,有研发失败的风险时,她对此居然也秒懂和认同,并认真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这已经不是传统广东企业家的“低调务实”标签所能概括的“创二代”了。

参会的还有智汇集团的谭浚伟,智汇集团是广州科创文创园区的领先者,也是笔者机构提供过咨询服务的标杆客户。谭浚伟10年前接班,目前已经在广州打造了6个高品质的人文轻奢园区,并开始面向全国开拓轻资产专业赋能服务。笔者在研讨时提到:“过去增量时代机会遍地,企业家只要眼光独到,抓住一个机会,就有可能开启野蛮生长之路,成长壮大之后再慢慢构筑护城河;现在存量时代到处都是红海,必须一开始就是长期主义,谋定而后动,这需要掌握工业文明主航道的发展规律,铸练新商业文明的人文心态。”谭浚伟则回答说:“我们这一拨人,大部分都在国外留过学,国外早就是存量发展了,我们对于长期主义的复杂玩法不陌生,不害怕。智汇第一个经典园区打造成功时,客户排着队等待入驻,租金还每年上涨,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所以才找到没有地产经验的你们,向你们重新学习中观的产业逻辑,重新了解客户的产业活法,重新思考产业园区的未来业态”。

此外,这一次的研讨,也勾起了笔者对过往调研过程中其他“创二代”企业家的记忆,例如前段时间见到了层层高食品的招球杰招总,10年前接手父辈产业时只剩数百万的产值,通过与其妻子二人的共同打拼,层层高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泡打粉产业的隐形冠军,在全球市场拥有较强的定价话语权,并正在筹建顶级智能工厂;同时主业之外还广泛涉猎教育、农业、氢能等跨界领域的投资。

中国制造业的二代接班问题,在我们的公共舆论里是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没有得到过认真回答,这一方面确实涉及个人隐私,另一方面也在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中国产业过去四十年里一直在野蛮生长,无暇也无人去认真回顾与理论思考,以至于著名的张五常之问如此之简单:“四十年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做对了什么?”这过山车般的40年,暗中已经走过诸多阶段,每一阶段的机理与经验都有所不同,二代接班不是简单的接受父母辈的言传身教即可。

更何况,很多二代的成长早期,一代尚在打拼之中,没有精力认真对待二代的教育与传承;二代出国后的国际教育,由于脱离了家族产业母体,往往是脱钩于实业的普通学院教育,而且一般也较少选择硬核艰深的工科专业;二代回国之后,很多还得从基层管理者开始慢慢熟悉业务,甚至还去参加一些“国学班”重新理解国内社会。以上种种,使得很多二代们倾心于服务业和新经济,更关注做小投资和体味小生活,与制造业的关系若即若离。

然而,这一批“创二代”企业家们让笔者倍感振奋,他们不再依附于增量时代的“人口红利”、“入世红利”,而是具备开阔视野,灵活思维,专业素养的新人,同时又仍继承了父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全力以赴、夫妻同心,日常连晚餐时间都是在和家人、同事讨论工作。

参会的机工院陈琛所长也和笔者有类似的感慨:“我和这些二代接触,感觉非常振奋,这些年轻人可能会给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有想象力,有胆识,有资源,而且愿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虽然很难,但在这个时代,以他们的年龄把想象力变成现实,可能性和多样性也大大增多。”

广东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一极,GDP连续34年位居全国第一,然而近年来江苏、浙江、安徽等长三角经济发展迅猛,江苏未来5-10年GDP赶超广东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广东发达的供应链网优势便于要素共享与知识流动,尤其有利于在服装、家居、家电等轻工产品领域快速、低成本地整合制造资源打造个性化新品,这种高度便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惑,潜移默化地让不少企业家偏好资源整合,疏于专业化精进,导致分工虽细,专业化程度却不够深,企业的模型化、标准化、流程化、精益化等数字化底层能力均有不足,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受阻。这导致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较为单一地依赖供应链网“区域集聚外部性”,产生了“极化效应”:企业一旦迁离珠三角核心地区则丧失竞争优势,而粤东西北地区也不能分享珠三角产业发展红利。在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叠加疫情影响,许多珠三角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况。

面对这种历史形成的复杂矛盾,要实现转型升级的破局,也需要转换到“行商”视角,以产业家的思维拉通上下游,整体突破。

存量时代是一个比拼全局系统思维、比拼专业积累、比拼洞察深度的时代,原来依赖人手灵活性的产业链网,高度分工却专业化不足,正是大洗牌大重构的前夜,笔者热切希望中国的创二代,成为存量时代的颠覆家们!

(作者系北京庄生拓扑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数字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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