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习惯性地将地球划分为七大洲。但若仔细端详欧亚大陆的版图,一个问题便会浮现:欧洲与亚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和黑海——这些地理标志看似明确,却远不如其他大洲的分隔线清晰。
事实上,欧洲是一个被欧洲人硬生生造出来的一个“大洲”。它的“存在”,并非纯粹的地理必然性。
下面,我们就从地理、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揭开欧洲作为“人造大洲”的真相。
从地理学视角看,欧洲与亚洲的划分堪称“人类最任意的地理决定”。
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板块——亚欧大陆(面积约5476万平方公里)。
两者的分界线从乌拉尔山脉向南延伸至里海,再经高加索山脉至黑海。
这条线既非海洋也非不可逾越的山系,更多是18世纪俄罗斯学者塔季谢夫为方便沙俄帝国行政管理而人为划定的。
相比之下,非洲与亚洲以苏伊士运河为界,美洲以巴拿马运河分隔,其地理标志的天然性和功能性远胜于欧亚之间的“虚线”。
更耐人寻味的是,欧洲的陆地面积仅1016万平方公里,不足亚洲的四分之一。
若以面积论“洲”,欧洲甚至可能被归类为“次大陆”,正如南亚次大陆一般。
然而,正是这片相对狭小的土地,却因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被赋予了与亚洲平起平坐的“大洲”地位。
欧洲的“人造性”更深植于其文明发展史。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石,而基督教的传播则将分散的城邦、王国黏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城邦制度、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中世纪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共同塑造了欧洲的“精神边疆”。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更以“古典遗产继承者”自居,将欧洲视为“文明的中心”,而将亚洲、非洲等地边缘化为“他者”。
这种文化优越感在殖民时代达到顶峰。从15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通过航海扩张,将势力延伸至美洲、非洲和亚洲。
殖民者不仅掠夺资源,更以“传播文明”之名,将欧洲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他者。
这种“欧洲中心论”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独立大洲的“合法性”。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欧洲的边界不是由山脉或河流决定,而是由枪炮与笔尖共同绘制的。”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更凸显了其“人造性”。
欧盟的成立初衷是化解法德矛盾、防止战争重演,但其“欧洲认同”的构建始终面临挑战。
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东欧国家的移民争议,无不反映出“欧洲”概念的脆弱性。
正如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指出:“欧盟试图用欧元和申根协定缝合一片历史裂痕遍布的土地,但这片土地从未真正属于同一个‘自然’大洲。”
有趣的是,欧洲的“人造性”反而成就了其独特性。这片土地孕育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与现代科学,更以不足全球7%的陆地面积,贡献了人类近30%的经济总量。
然而,这种成功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悖论: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全球资源的攫取,而其“大洲”身份的确立,恰恰服务于这种攫取的正当化叙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欧洲作为一个独立大洲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生编硬造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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