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蕾:机器,技术与AI写作的自反性

“后人类文论研究”专题

[摘 要] 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技术增速加快,同时造成人之心智主体地位的迫降。作为人类特有文化行为的写作由此遽变,AI写作正在蔓延成新的异化力量。然而,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的本质是迥异的,前者看似自由转换大数据,实质上只是编程规定内的仿制。随着智能写作程序从单纯的速度算法逐渐改变为体现出深度学习能力的新个性经验化定制,重思包含着人之真实经验与情感的在体化写作,可以视为实现人之价值与意义的有效可能。

[关键词] 机器;技术;AI写作;自反性;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 杨俊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写作尤其是文学写作的领域里不得不讨论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之前,人工智能的存在属于算法上的可控方,因为它的行为领域如其作为交叉技术诞生那样,尚在科学和工程学的界限以内。而当科学与人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出现矛盾的时候,人可以依靠超越经验的信仰力,对无论处于胜负情境的科学给予人类特有的解释乃至宽恕。然而,这种化解矛盾并隐蔽地为科学技术运行提供助长条件的心理在人工智能终于置喙写作的时刻遭遇到全盘的崩解。写作,原本可能是人类行为中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得不完全敞开给人工智能的共享状态来临时,正在经历着难以描述也难以预测的危机压力。此中的问题焦点已经不仅是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究竟是机器编码,还是在脑神经科学基础上运行的仿人类智性思维,而是写作行为在完全斩断写作者生命体验的唯一性以后,对于操控在写作行为背后的隐形运行应该如何认识的问题。

互为代言关系的人与机器

1950年,英国数学家戴维·钱伯努恩教授收到一封来自阿兰·图灵的回函,根据通行的社交礼仪可以预判为关于圣诞邀请的正式回复。但是与常规的信纸和书写样式不同,这封信里只装着“一条穿孔纸带”。收信人诚实地记录说:从收到信件再到最终译出编码一共艰苦耗时4小时,而寄信人则说仅用0.5分钟,就在纸带上通过标准电传打字机码完成了这封信的写作。对于一次以应用为目的的写作/编码行为来说,双方耗用的时间比达到了近乎1:500的差异值。经过机器的介入,写作行为本身蕴涵的表达—交流—理解不仅没有变得更加便捷,相反,成为差异进一步扩大的有难度行为。这个存在于图灵传记里的事例提醒人们,一定要注意所谓人工智能写作的来处,即特殊战争阶段的密码学。密码学中的编码和解码,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任务,指向都是制造理解的障碍。即便是在加密条件下达成密码中的情报信息输送,那种交流首先是精准定向的,附加有接收方的拣选条件,并因此始终具有屏蔽的性质,以上种种无不与写作的本义相反。

机器,机器人,人用机器进行的写作,以及具有绘写功能的机器人在绘写中与人,或者与机器人的可能关系……一系列问题中的核心争议在显豁层上表现为关于“思维/智能”的不同看法,而在更隐蔽的地方则涉及到与人类德行有关的真伪善恶争论。换言之,在人工智能逐渐从图灵设想的“算数机”“弈棋机”发展为文学机器人、艺术机器人后,再用竞技类的高低胜负法则去衡量人或非人的锦标水平就不足以触及问题的深处。早在机器人未被制造出来之前的18世纪,拉·美特里已提出“人是机器”的观念,“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1]。在自然造物影响万物环境的唯物论基础上,拉·美特里论述中的人与机器并非彼此异化的对立关系,而是用“机器”替代神的超验存在,在质朴的唯物科学发展基础上重新叙述了柏拉图关于“一”和“多”的辩证关系。“让我们勇敢地作出结论: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2]

将人与机器区分开来的是科学与工程学的发展,使人意识到机器可能比人更可靠的信念则源自极端唯物者力图扫除知识盲区的执念。欧洲的舆论界曾经讨论过两个机器(人)事件,其一是20世纪末IBM公司开发的“深蓝”系列,它的国际象棋算法程序显然启发了后来的Alpha Go与Alpha Zero,后者的开发方中也确实有来自“深思”(Deep Mind)的前团队成员。被誉为欧洲人智慧最后堡垒的卡斯帕罗夫一直保持着面向机器的开放态度,他承认与机器弈棋时能够感受到类人的“一种新型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的特征是“怪异、低效、不稳定”。他从对弈经验中总结出的应对方法是:避免给予电脑任何具有可进行针对性计算的目标。虽然早已凝固的历史已经证明卡斯帕罗夫的防守方式完全失效了,但是他以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直觉智性触及了电脑编程的核心区域——如果存在某一个对象是不可被计算的,则不会被机器战胜。延伸来说,如果某个行为是不可转化为转子算法的,就不会被机器所复制。

与科学主义并峙多年的人文主义则更早地警惕到人类经验中可能逐渐无边漫延的机器崇拜,假借艺术中的复杂性命题和偶然性命题,联手进行预言般的冷却提醒。作为一个虚构的人工智能电脑,出现在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十诫》中。在“第一诫”的故事中段,被科学家父亲组装而成的硕大电脑犹如新的宝藏一般对儿子释放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得不格外重视的是智能时代后的新结构关系,父与子的二元联系中被置入一项新的纽结——电脑。它的类人智能赋予一台机器以家庭成员般的属性,而在它既作为父亲的造物又作为儿子礼物的双重隐喻中,埋入了修辞意义上的危险性,“隐喻就在于打乱了这种顺序,破坏了这种活动”[3]。

电脑上的字句似乎是为了回答人类的提问而出现,而在提问正式开始之前,机器启动运行的起始点以预告的语句开始——“我准备好了”。屏幕上的字符不再只是视觉中闪动的光标,而是一连串的指令,构成后面的人物命运改变。在人机之间的相互写作问答中,孩子的问题是求知,包括数字计算,以及根据数字计算和综合数据分析而得到的行为推算。人机之间形成新型的代理模式,屏幕上的语句成为循环在经验过程中的行为指导。相较于自身的感觉器官和理性认知能力,人们奇怪地选择了更相信机器。电脑屏幕上的字符滚动映现出大脑自身的开机预告,也预告它根本未曾置身其中的客观天气数据。前者为它吸引来五花八门的问题,后者则引发旷日持久的讨论,亦即机器人究竟是否要为杀人负责的伦理难题。不可逆的悲剧发生之后,父亲的问题则转为质问,问题所指正是被人类抛弃日久的非理性,“是你吗?为什么?”计算机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作出“没有记忆(储存)”的屏显,以单方面的结束宣示出人机之间代理模式的崩盘[4]。对此,未能继续进行的人机对话被基耶斯洛夫斯基再次转交给辖制科学的宗教领域,用情感上的虚空去对抗科学在不稳定状态下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机器对写作的影响

事实上,智能机器是否能够写作的问题在它的创造者那里是不存在的,阿兰·图灵从制造ACE计算机(automatic computer engine)的初期就坚信电脑终将比莎士比亚写得更好。如果说有什么会比一台计算机写作的十四行诗更好,答案只能是另一台计算机。对于写作究竟是人类更强还是人工智能会写得更好的争论,图灵从来都以哲学上的佯谬和技术上的预测作为回答,比如他认为终究会有一天即使如他那样的机器创生者也将不知道人工智能电脑会发展到怎样的阶段,又会遵循怎样的工作原理[5]。

假若先把人工智能视为写作历史上人所选用的工具之一,会更好地理解“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来自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随着伍迪·艾伦文艺片《安妮·霍尔》对麦克卢汉观点的影像化推广,这个“人的延伸”不仅适用于媒介研究,更巩固了唯物主义者们对于工具的普遍理解。工具,尤其是劳动工具,作为手的延伸形式,改变了生产形式,也重塑着人们在不同时代里的感官、智力乃至大脑。具体到写作这一行为,则是作者使用的工具与技术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作品的各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写作的产量、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方式与文风。写作工具的便利与快捷彻底将用笔书写的行为改变成键盘的敲击,以及后来光标字符的输入,甚至如今正在部分实现的语音识别后的自动输入。就像尼采在1882年的年初收到一台丹麦制造的球形打字机,从而彻底挽救了他一度担心不得不因为健康恶化而彻底放弃的写作。这台最初为聋哑人发明的古怪机器,包括了52个字母(含大小写),10个数字,以及标点符号。只要练习充分,每分钟可打出800个字符[6]。之于尼采,则是在收到打印机的第二年年初,即1883年2月就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第一部分的完工只花了10天。仅在一年以前,尼采还因饱受头痛、呕吐、视力急遽下降等机能退化而暂停写作,球形打字机的工具辅助犹如一场及时到来的甘霖,在带给尼采肢体写作便利的同时,也刷新了他的思路和文风。

与1871年用笔写下《悲剧的诞生》不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采用箴言体写作,书中比比皆是论断式的抒情和忠告——“我要向你们列举精神的三段变化:精神怎么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最后狮子怎样变成孩子。”[7]一句话就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犹如一句诗行。尼采的朋友察觉了此中变化,去信询问“机器的力量”。尼采的回答毫无讳言,“你是对的。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8]。根据《浅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的观察,“天赐之物”互联网是“全能传媒”,它的出现是对打字机、计算机技术的叠加与倍增。所谓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中心观念已经迅速失效,代之而起的新感知是“我变成了机器人”,“我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在纸上写东西、改东西了……在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地变成了一个文字处理器”[9]。从18世纪拉·美特里宣布的“人是机器”,到互联网时代作家和编辑认为自己“变成了机器人”,人和机器在写作行为的关系已经不能用可否彼此替代的疑问句来展开思考了,而是直接在一个看起来极为类似的写作前提下混置了人与机器人的各自特征。

事实上,以具有人工智能属性的机器人来混入真人写作的早期表现并不光彩。美国的一些计算机研究人员早已尝试用“论文生成器”来随机生成文章,并以通过机器筛检和人工审查为荣,在获得版面发表之后又自我揭穿文章本身的“非人”写作属性。用智能写作技术的骄矜尽情嘲讽了被各种目的蒙蔽了判断力的所谓专业人士。此时,技术写作的自动性和便利性反而变成覆盖明镜的尘埃,正在消磨人于写作中独有的性灵和新创。如果处身其中的人类再不及时反省和改正,原本有助于自由表达的各种技术就有可能在反向上加速运行,成为异化写作行为的工具手段,并让写作本身再无超越性的生命价值可言。

除了飞跃性的文字编码技术以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工智能写作的大量出现乃至有日趋泛滥的苗头?一个看似间接其实却最为根本的因素就是资本权力在公共文化空间里的运作与逐利。当写作和写作后的成品被资本捆上加速竞争的战车以后,极度开发的写作技术已经越来越远离写作的初衷,成为牟取利益的盘剥对象。以目前的互联网写作为考量即可发现,网络上的文学旗号成品意味着海量存贮的文本数据和饕餮一般难以魇足的阅读需求,交相构成了双重的悖谬。一方面,是人人得以在网上写作并即时发表的自由境域,洋溢着乐观的无拘无束气息;而另一方面,写作的深度仿佛消失于一夜之间,追求短暂快感表达的写作欣悦代替了深思熟虑,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受雇于类型文本的购买与订制之后,数量上汪洋自肆的自由表达无声息地沦陷为另一种招揽阅读的幌子。

就拿红透大江南北甚至有横扫全球之势的《甄嬛传》来说,完成150万字的篇幅用时甚短。从2005年末开篇上传伊始,到2007年9月四部完结出版,互联网在线的点击阅读格式就像催命符咒一般加速着写作者的网页更新速度。对比《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辛苦不寻常”,网络写作所享用的互联网技术便利转而走向反面,成为个体写作者的自我否定。表象上自由自在,实质则催化了写作者的异化,即依附现成文本,抄袭他者,复制自我。不再是匠心独出的艺术行为,不再是基于真实表达冲动的文学写作,而是被文化资本的大数据统计软件所计量、所订购的来料加工产品。一个不无可悲的数字增长是,2006年晋江原创网认定《甄嬛传》存在数十处涉嫌抄袭的情节、语句,而到了2017年,新晋网红《锦绣未央》则因涉嫌抄袭,受到了11名作家的联合起诉,根据控方提供的智能软件“抄袭调色盘”显示,270万字总共涉及抄袭200多本小说[10]。

从数十处到200余本,撇去写作者的文学才能缺失与道德自律失控不谈,关于写作的新技术问题再次浮现。这已经不再是单个写作者因为“影响的焦虑”而去借鉴或者仿制某些典范作品,而是在互联网的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文字抓取软件,直接转换生成相类似的文本。一番生吞活剥的改头换面之后,完成了巨无霸体量的网页连载,继而得到影视或网剧IP追捧的投资改编。读者的注意力投放与网路上的流量灌注接连洗白了多个拼盘之作,同时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关注。

固然,互联网上的写作中有大量的AI混居其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在碎片化表达的技术时代里,网民的自我抒发与回应期待都变得更为理性、清醒且低廉。互联网的技术平台性质使其更像一头自我矛盾的怪兽,看起来破除了所有阻断交流的限制,让自由表达和无碍交流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又制造出一个个荒漠般的社交界面,隐藏在流动IP地址后的心声传达既是真实的,又是空洞的。对于这种热切追索却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以为终极的心声,24小时在线的AI秒回或许真的是唯一适当的匹配。翻阅文艺青年聚集的豆瓣网站,几个著名的后台ID总是在一成不变的程序设定下,无所不能地回复着上天入地的各类稀奇古怪问题。当互联网技术和文化向着更加近距离贴近使用者发展时,网络平台上的写作也同时向着社交功能和个体订制化的方向去运行。依附于各类投资而开发在手机应用里的写作APP,虽名目花样繁多,却有着大同小异的智能程序。有的程序把开发热点放在经典古诗文应用上,不是搜索诗歌,而是根据输入者的选择随机生成。根据极为有限的若干核心词语,就有格式工整的文字成品完成于屏幕上。此时,宛若唐诗宋词般的一首作品飞速滚现在屏幕,如果不细究,看上去格律和调性都无大讹。还有某些写作软件的开发重点在于个性订制,输入心爱的姓名,就可以得到一首缠绵悱恻却又独此一份的藏头诗。其实,输入你的仇家姓名,结果也不会有任何不同。表面上,这些写作APP正行进在模仿人类写作甚至是不无个体写作特点的正道上,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考虑写作的边界问题,尤其是使用类型写作方法来进行通俗文学写作的作家们,更为迫切地意识到类型相似的写作经验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掌握。日本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其畅销书《白夜行》中已经引入“人工智能”的描述,用“弹性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来强调AI的特点,并以此取代人在写作中常常要依傍的经验与直觉。而在另一部畅销书《变身》中,东野圭吾则把支配行为的头脑判断和感受行为结果的心灵情感交织在同一个受体对象上进行描写,同时在情节中营造出主体的行为意志看似自由勃发,可是一旦经过审慎的隐蔽自我反思就会转变为客观化的被体验,甚至被否定。

AI写作功能在人与“类人”之间的自反性

在传统的艺术创作流程中,作为物的艺术产品一旦完成,在脱离创生者而独立存在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作者的痕迹,因此才有布丰关于“风格即人”的著名论述。从人的文学写作来观照模仿人脑的智能软件写作则发现后者的设计维度恰恰相反,日渐盛行的AI写作在成品交付后要千方百计地消除掉机器人的特征,要达成的是人类的共同性而不是某个人的个别性,力图让AI的程度作品混同于任何一个,只要是“人”的作品群当中。这种有意的混入旨在克服来自人类的甄别判断,不是写得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写得像或不像人之手笔。这种矛盾在“人”和“非人”之间的技术自反性正是系统论中的难题。“一个新的思路和一种新的行动方法是否正从此开始、接受并确认这种矛盾但又在所有社会行为领域中产生深远影响了呢?为了与理论的轴线保持一致,前者可称为线性的,后者可称为自反性的。”[11]从某种视角来看,AI写作中的自反性仍在重复人工智能于诞生之初的难题猜测:所谓仿人工的智能计算机是否真的能思维?由计算机做出的写作成品是否包含意识?如果包含,那么这意识属于谁?计算机的发明者?写作应用程序的编写者?输入指令的应用者?或者真的属于机器本身?

按照阿兰·图灵的最初设想,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在接受测试的环节里所要依助的程序是文字写作而不是其他。在智能机器模仿人类的游戏中,“为了不让提问者从声调中得到帮助,这些回答应当写出来,若能打印出来则更好。理想的安排是,在两间房子之间,用一台电传打印机进行交流”[12]。重要的不再是话语,而是话语在何时何地被谁选择并讲述的语境。“图灵测试”中的问题和答题从语句语义上来说因为绝对的随机性而不包含任何暗示或者导向。但是,语言应用在这一时刻内的意义抽空反而为问答情境制造了高度的迷魅感,未知的结果和莫名的危险感给图灵测试的想象画面赋予了难以言喻的陌生化新鲜感,语言上的空离事实反而转变为反思判断的依据。还能有更确切印证图灵机是算法而不是写作的自反例证吗?

未来未必胜过当下,不可预见的技术也未必都符合发明者的初衷。在智者的忧思中,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在500人公民大会复审他有罪并必须处死的关口说道:以一个将死者必有的预言能力来看,未来发生的好或坏只有天知道[13]。这个看起来无所不包却又不真的说明什么的预言正在成为人类面对AI写作的尴尬写照。在中国,唐代苦吟诗派如卢延让、李贺、贾岛、寒山、拾得等,或者“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者“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在欧洲,湖畔诗人们为了寻求新鲜化的诗歌灵感尝试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极端体验。如果这些把诗歌视作最困难也是最有价值行为的诗人们突然目睹到人工智能写作的爆发样态,除了惊天般的诧异,还会作何反应?一方面是写作数量的爆发,由计算机技术主导的键盘写作和互联网技术助推下的网络写作动辄以数百万字起步;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快的写作速度,由微软互联网工程院开发的智能机器人“少女诗人”小冰在多次升级之后,已经可以在10秒内甚至最近一次在4秒之内就完成一首长达40行的诗。技术开发方不仅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小冰的诗”,还为诗集专门举行了出版发布会,完全按照包装作家的方式去完成每一步炒作,甚至包括专家讨论的组织流程,虽然作者是缺席的。除了上述格式齐全的策划包装之外,AI写作还在公众面前主动进行了反向的图灵测试。测试的判断仍然是由人/机器/判断者三方组成,但是判断者据以得出结论的依据却不再是随机提问,而是改为形式上更加刺激的同场竞技。然而,抛开表层上看似相同的未知感,这场选择判断已经是人工智能把人类智能逼迫向“自反性”运行的契机,机器在关注视阈中获得升格以后形成的人部分地被隐匿。

从作家到写手再到智能写作软件的开发团队,以及最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机器人“诗作”,写作行为在这个无法预期的链条上持续表现出机器与人的自反特征。人工智能在机器本位上的自反可以理解为诞生在编程阶段里的两支分歧无法调和,“造就心灵还是建构大脑模型?”乐观者预言人工智能“会思考,会学习,会创造……它们处理问题的范围,在时空上将达到人类心灵已被应用到的范围”[14]。进而,人工智能在趋近甚至是无限趋近乃至越出人类智能边界的发展可能争论中又区别出渐成分野的两派对立意见,即“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AI的存在与未来发展究竟可否以人类智能的工具化作为有效的看待标准,真的如前者认为的深度学习能力使AI的迭代超出人类的智能范围,或者像后者坚持视AI为被动的造物对象。文字写作作为后起的人工智能项目,固然在时间上大大晚于国际象棋、围棋等头脑竞技类的赛事,然而和纯粹算法不能完全共融的写作框架开发已经经历了多次规模不一却在量级上足以震荡到开发方向上的整体调整。起步于游戏式的智能模仿在几乎穷尽了数据罗列和表象模仿以后,增加情感计算框架的程序补丁已经又一次逼迫人们更新自己对于写作行为的性质认知,并可能迫使人类调整自我中心视阈,转而反思写作工具的技术升级是如何影响写作的。在某个阶段里那些看起来将人的写作潜力刺激并释放到不可思议之程度的技术手段,又是如何在制造自由书写的臆造境域内异化了大量拘禁于写作编程之中的人们。

关于写作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不妨参照拉尔夫·科恩在编纂《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时以埃莱娜·西苏写下的开场。科恩认为西苏的价值不应该局限于作品,相反,应该返回到写作阶段本身。原因在于这位女性的写作“是以一种对写作在她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抒情性的意识而进行的”[15],其中体现的信念是,“理论是个人及公众对于伦理和文学价值观的信奉”[16]。科恩对西苏的赞誉肯定了文论写作中的个体意识,也是对未来写作价值和领域的预测,由此说明从个体自由意志开始的写作行为必须在公共空间赢得与他者的互动。换言之,写作仅仅回到个体意识尚不足够,还应该通过文论研究和批评重新确立个体之间的交往理性。随着时间的演进,写作行为似乎终于不再是人的唯一特权。然而计算机能否进行真正的写作?即便是任何体裁都是AI可以完成的,并且已经做到混入人类的语言作品还不被人类所察觉,甚至于像图灵在受到关于人工智能写作问题的质疑时明确回应出“强人工智能”的观点:AI与人在写作上相比,毋庸置疑是AI会写得更好,而且有朝一日人类可能跟不上自己的造物,将无法理解“计算机内部进行的特定活动”,亦即人工智能“自我”发展而出的工作方法[17]。

人工智能写作在范围上的扩大蔓延和文类增长方面的飞速,不仅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AI写作的争论,还反过来倒逼文学研究对人类写作行为进行新的探究,而这次探究的重新开启和问题转型则改变为AI写作正在迅速突进的前提。思考方向的倒转把某些看似自明并渐已淡忘的基本命题重新推回思考的场域中,唯一和人类具有的生命性差别会如何在写作行为中显示出特有的生命价值和唯此不可被替代的意义?在技术突变和人类中心价值遭遇动摇的危机到来之时,写作也陷入“非写作化”的自反矛盾。在世界权力和各支区块链力量关于领导权和话语引领方向的争夺中,对AI技术写作的沉思本身正因为资本对速度和产量的加倍索求而烟消云散。那些曾经以为可以通过写作完成救赎并且能够通过修筑文字的道路而寻找并建设精神家园的个体,正在表现出对资本运行导向的疑惑和抗争。

正是在诸种矛盾和质疑中,由语句问答开始仿照人类思维和写作的计算机正在向“学习机”阶段进行实体化的改变。相应的,“深度学习”的概念更替为新的内容生成以担当看似可靠的依助,并提升着基于机械工程的算法意图拥有类人脑的神经思维的拟人程度。软件上的补丁设置显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思维整理,如图灵所做过的那样涉及众多,包括神学宗教的、数学的、“自我/意识”“能力缺陷”“神经系统连续性”“行为的非形式性”“超感知学”和“主动意志和原创性”等[18],选用一个文学上的比喻,或许可以描述为部分具有生命性的模仿式写作正在加码成为难以计数的自我写作复制,核心就是生产能力倍增后的AI把写作行为变成了自身的数量增殖。这在坚持在体化写作立场的反思者看来,无疑是现实中未必能够再改变却需要找到制约方法的新现象。

笔者曾把在体化写作的价值内核凝缩为生命行为中写作的自发与自为[19],进入到AI写作的前提下复观之,则更多了一层对于技术化写作远离人之生命体验的警惕和抵抗。AI写作程序的补丁设置有一项重要的增补是机器人的“独属经验”,对AI写作的方向进行修正,在海量的深度学习以达到拟像真人和超过均值的基础上,运用人造的个性化经验数据,使AI写作的成品显示出“风格即人”的可辨识度。由此技术的调整可以谨慎地预见:AI写作与人类的写作行为具有了虽然微小却值得持续注意的共性重合。必须将AI写作纳入思考却不能简单以人类写作的是或否去衡量,在前提条件长期处于变化状态的特殊语境里,一方面有意识地维护着个体的特征与位置,同时也决不因此放弃共识的地基和对于审美通感、批评通则的追求与尝试。也许可以预期,与AI写作相携而来的技术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剥离诸多强加于写作个体之上的外在附属,新的理论可能在旧秩序瓦解的空场上作出界限以内的价值承诺。它将成为一个能指与所指并重的包容网络,容纳尽可能丰富的对象、实践和意义,不是偏激地、激烈地否定或反对AI和相关技术,而是理性平和地吸收涵纳,从而保持一个不断生长的自由基,为未来的发展留存足够的空间准备。

[参考文献]

[1][2]拉·美特里.人是机器[ M ].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73.

[3]保罗·利科.活的隐喻[ M ].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2.

[4]基耶斯洛夫斯基.一诫[ A ].十诫[ C ].陈希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

[5]萨拉·图林.阿兰·图林[ M ].刘二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8.

[6][8][9]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M ].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0,21,12.

[7]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M ].钱春绮,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7:21.

[10]杨俊蕾.中国网络文学的叙事转向与文化输出[ J ].人民论坛,2017(24).

[11]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M ].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17.

[12][14][18]阿兰·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 A ].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 C ].刘西瑞,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57,422-423,83.

[13]Plato. Plato Volume I[ M ].trans, E. Cap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145.

[15][16]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 M ].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19.

[17]佩索尔德.图灵的秘密:他的生平思想及论文解读[ M ].杨卫东,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182.

[19]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项目“传统文化资源激活中国电影供给侧创新研究”(GD1706)

责任编辑:戴庆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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