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会让人类“超神”吗？哲学家的担忧与真相 | 社会科学报

当脑机接口把人类的碳基身体变成人机融合的新的身体形态时，新的身体形态的边界如何划定，新的身体边界是否决定了身心能力的增强边界，人体融合的能动性结构与碳基身体相比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是脑机接口技术提示给我们的在人机共生时代非常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

原文 ：《认知的具身性与增强的限度》

作者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    武小西

图片 |网络

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突破与担忧

脑机接口技术（Brain-Computer Interface）通过在大脑中植入微电极（侵入式）或使用能采集神经活动电信号的脑电帽（非侵入式），采集脑神经信号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以实现对外部设备的操作。这项技术为恢复瘫痪者的行动能力、让盲人重获视觉体验以及治疗抑郁症等医学难题带来重要突破。例如近年来，浙江大学脑机接口团队成功实现脑控汉字书写，即志愿者通过想象汉字书写的过程，使其运动区的神经信号作出反应，解析这些信号，便能控制机械臂书写出他想象的汉字笔画。

这些研究突破不仅为丧失了运动和语言能力的患者重建了与他人、与世界沟通的渠道，更让人们产生哲学上的惊叹：人们似乎已经可以直接通过意念来行动了。这给至今占据主流的行动哲学造成了挑战，毕竟，我们习惯认为，人总是通过身体来行动的，我们对行动可能性的想象或多或少地基于身体的功能和运动限度。然而，脑机接口技术制造了一种绕过身体的肌肉系统而直接与世界互动的新渠道，施泰芬·施泰纳特等几位欧洲学者在《用思想来做事：脑机接口与离身能动性》（Doing Things With Thoughts:and Disembodied Agency）一文中，将脑机接口技术的行动哲学效应称为能动性的离身（disembodied）特征，他们用如下方式描述这种“离身性”：“脑机接口技术首次让人们能够不以身体为中介，直接‘通过思想’来做事。”

直观说来，身体是有限的，人们的身心能力受到身体有限性的约束。但脑机接口实现的行动并不经由身体，其限度似乎并不受到身体有限性的制约。而且，尽管现阶段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主要用于治疗病患，但如同基因编辑和一些提升身心能力的药物，脑机接口的应用前景也并不仅仅限于医疗语境，还会广泛地被运用于提升健康的人的身心能力，使其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无论是在文献中还是在日常谈话中，我们时常会看到一种担忧：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会让一些人获得超能力，这些“超人”将宰制“自然人”。这个想法也表达为对阶层固化的担忧，即能够购买最先进技术的权贵阶层通过脑机接口来增强自己和后代的身心能力，把财富优势直接转换为后代的社会竞争力。这种态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超能力”是对现有能力的无限增强或提升，但担忧的背后隐含着对增强的无限性的恐惧。也有学者表达了与上述担忧相反的猜测，他们认为身心能力的被增强有其特定的上限。例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增强技术做出乐观的预测：“我们可以猜测，长远来看，如果能力是有上限的，我们终将来到一个具有最大平等自由的社会，其中的成员享有最大的平等天赋。”

身体的经验结构对认知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如何判断上述两个相反的直觉哪个更合理、更接近技术发展的实情呢？我们不妨回到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能动性的离身效应，考察这个离身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的能动性不受身体有限性的制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何静教授在《脑机接口不构成对具身认知的挑战》一文中质疑了离身性观点，她论证脑机接口的实现仍然高度依赖主体先验的身体性知识以及虚拟的身体行动模式，如同通常的认知活动，在脑机接口应用中，身体的经验结构对于认知过程也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以瘫痪者和闭锁症患者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为例，患者身体的知觉经验和“先验的”身体记忆在患者通过激活相关脑神经以控制外部设备的实践中，仍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案例中的患者都在后天丧失了身体的运动机能。对他们而言，通过想象或回忆运动来激活相应的脑神经，这种意念的活动确实依赖患者既往的身体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通过意念操作外部设备，如用机械假肢开球、用机械手臂喝咖啡、用机械笔写字，虽然看似不经由身体，其运动机制仍然基于身体的经验结构。换言之，脑机接口中以意念调动外部设备所以可能，乃是基于患者的身体记忆。因此，患者使用脑机接口施展其能动性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知觉经验或能动经验可以独立于身体，人的能动性并不离身。知觉和行动等认识经验仍然符合具身认知理论的主张，如何静总结的，“认知并非通过对那些预先给予或预先被定义好的关于世界的意义进行表征和映射的过程，而是主体在积极地与周围环境进行耦合的感觉-运动过程中生成了关于世界的意义。”

既然身体在认知活动中具有积极的构成性或建构性作用，并且身体的生物结构是既定且有限的，哪怕会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也应该有特定限度，人的身心能力不可能被无限增强。由此看来，来自具身认知的考虑更支持罗尔斯的直觉性预测：增强技术对人体身心能力的增强有上限，当增强技术成为普惠商品，人们在生理天赋上将获得最大限度的平等。

然而，以上证明脑机接口实践并不意味着离身能动性的案例都是关于患者后天丧失某种身体机能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考虑先天不具有某种身体机能，或把脑机接口用于增强健康人的身心能力的情况。我们似乎缺乏来自这两种情况的经验数据。例如为大脑连接上某种芯片，增强人的记忆力和信息掌控能力，在类似情况下，脑机接口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人的心智能力，这种增强是否有上限，在目前似乎仍是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罗尔斯乐观预测人类增强技术对能力的增强有特定上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写作《正义论》的年代，尽管基因技术已在发展，但脑机接口医学实践仍未出现。基于基因工程或使用药物的人体增强，显然受制于人体的生物结构，只能在生物性人体的可塑性范围内增强，这样容易得出增强技术有特定上限的判断。比较而言，脑机接口技术不同于传统的通过基因工程或使用药物的人体增强，它把脑部的神经信号转化为控制外部设备的电子信号，融合了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脑机接口把人的智能通过信号处理器和外部设备延展到身外，使人的智能不再受先天的生物制约。

当然，不受人体的生物性制约，并不是说不受制约。脑机接口为认知经验提供的可能性仍然不能说是离身的，而毋宁说是不再仅仅被传统的生物性身体条件所制约。连接于人体上的硅基设备也是物理载体，只不过是不同于自然生物体的物理载体。脑机接口产生了人机融合的新的共生体，认知经验、能动性的施展仍然是具身的（embodied），只是，此时“身”的含义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人机共生的“身”，融合了生物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身体。人机共生的身体有着与之前的生物身体不完全一样的认知经验和能动性结构，至于这个结构具体如何，还应建立在考察脑机接口应用于治疗之外的案例的经验基础上。

缺乏对自然身体边界的认识

人机融合的身体或者说智能体时常引发学者关于个人同一性或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担忧和讨论。一些通过脑机接口治疗重度抑郁症或帕金森病的患者谈到，深度脑刺激（DBS）破坏了他的“自我感”，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在自我控制之外变化，让他觉得自己成了机器人或另一个人，患者的家属也会认为患者的人格发生了改变，“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类描述？这些感觉是否真的会对个人同一性造成威胁？笔者认为，这些第一人称报告或第三人称观察与其说是证明了脑机接口技术破坏了患者的个人同一性，不如说是患者对人机融合的新的“身体”构成感到不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人们在生活中时常遇到让自己不习惯、不适应的情景，多少会有些觉得自己“不像自己”，尤其是罹患严重疾病以至于影响正常生活时，都会对自己的性格和能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但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并不认为这些陌生的、崭新的、不幸的情境损害了自己的个人同一性呢？

原因其实在于人们的“自然主义偏见”：在这些情境中，患者仍然保持着自己碳基生物身体，生物身体的边界似乎构成着人类心理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个体边界感，以至于哪怕脑机接口以人机共生的方式让患者维持自身能动性，这种维持所造成的陌异感甚至要大于他的生物身体因为患病造成的能动缺陷。进一步看，哪怕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意外事故、重大变故对个人的性格和认知造成关键影响，只要他的身体维持着自然的生物界限，似乎就不会出现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危机，至多只是在修辞意义上说他“仿佛变了个人”。

以上现象表明，虽然在哲学传统中，关于个人同一性的各种主流理论都没有直接建基于自然身体的边界（经验主义的记忆连续性、理性主义的超验自我、当代现象学的最小自我觉知等），但自然身体的边界在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脑机接口技术所引发的个人同一性问题，与其说指出了人机融合时代的一种哲学担忧，不如说揭示了个人同一性理论没有充分关注身体的边界在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脑机接口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碳基身体变成人机融合的新的身体形态，这种新的身体形态的边界如何划定，新的身体边界是否决定了身心能力的增强边界，人体融合的能动性结构与碳基身体相比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是脑机接口技术提示给我们的在人机共生时代非常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增强技术的政治伦理研究”（20BZX113）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