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验的牢笼：当科学脱下工学的华服

迷雾笼罩着认知的边界。现代人行走于世，大抵怀揣一种隐秘的自信：我们生活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的信念建立在科学坚实的地基之上。然而若有人斗胆追问：何谓科学？这地基究竟由何种材料构筑？多数人恐怕要陷入令人难堪的沉默，或只能吐出些零碎而未经省察的片段。更为吊诡的是，当我们宣称自己“相信科学”时，我们信仰的对象，果真符合科学的内在要求吗？还是一种被冠以科学之名的替代品——工学，已然悄无声息地占据了那本属于科学的圣殿？这不仅是术语的混淆，更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错位，其后果深远地塑造着我们对世界、对知识乃至对自身的理解。

要厘清此惑，必先重返源头，追问那个看似简单却无比深邃的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science）一词溯源至拉丁文scientia，本意即“知识”。然并非所有知识都能僭越此名。科学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凝练出一套独特的认识论范式与方法论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的观察、实验与理性推理，构建解释自然现象的理论框架，并不断接受检验与修正。科学的灵魂，在于其批判性、假设性与自我更正的动态品格。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准则为之划定了关键边界：一个理论若要在科学殿堂中立足，必须逻辑上可能被经验证据所反驳。科学不是真理的静态集合，而是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一种“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所言。

与此相对，工学（engineering）——此处取其广义，泛指一切以实用效能为导向的技术与应用知识体系——其本质是经验主义的结晶。工学的首要目的非求知而是效用，非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它关心“如何行之有效”，甚于追问“为何真实如此”。工学知识建立在反复试验、经验积累与实用验证之上，其可靠性源于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成功实践，而非其对世界本质的深刻揭示。古希腊人已清晰区分了episteme（系统知识）与techne（技艺或工艺），前者趋近科学精神，后者则是工学的雏形。

历史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辨镜。许多古代文明拥有高度发达的工学知识，却未曾孕育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古埃及人精于测量与建筑，能建造巍峨金字塔，但其几何学多为实用法则汇编，缺乏希腊人后来发展的公理体系与演绎证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察积累了珍贵数据，主要用于占卜与历法，而非构建宇宙模型。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皆是技术工艺的伟大成就，改变了世界进程，但它们的产生多源于经验摸索与巧思，并未直接催生出电磁理论、化学或材料科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辉煌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部分答案或许正藏于此种知识取向的差异中。并非古人愚昧，而是他们的智慧聚焦于另一维度：解决实际问题、精进工艺技艺、顺应自然而非剖析自然。

即使科学革命之后，科学与工学亦常交织并行，却使命迥异。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构建了宏大的理论体系，统一了天上地下的力学法则，这是科学的飞跃。而基于牛顿力学的工程应用——建造桥梁、制造机器——则属于工学范畴。瓦特改良蒸汽机，更多依靠实践试错与机械匠心，其时热力学定律尚未被完全阐明。这便是工学常可先行于科学的明证。

然而，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工学及其物质成果的极度膨胀与无处不在，以至于其光芒常常遮蔽了科学本身。人们每日沉浸于智能手机、互联网、现代医疗、交通工具构成的科技生态中，这些触手可及、功能强大的产品，是工学智慧的杰出体现。但它们之于用户，呈现为一种“黑箱”状态：我们无需理解其内部原理（从量子力学到半导体物理，从信息论到有机化学），只需享受其可靠功能即可。这种成功的实用性与便捷性，极易被误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直接证明。我们开始将“科技”（一个常将科学与技术混同的模糊词汇）的效用，等同于科学的价值与本质。

这种混淆导致了认知上的严重简化和扭曲。当人们说“我相信科学”，其潜台词往往是“我相信科学带来的技术产品有效且可靠”。这是一种基于功效的信任（trust based on efficacy），而非基于理解的信念（belief based on understanding）。它更接近于对一种灵验仪式的虔信，而非对批判性、探索性思维方式的拥抱。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陷阱”：我们将无数次成功点击图标后屏幕亮起的经验，泛化为何对支撑这一切的背后理论的信任，却对那些理论的具体内容、其成立条件、及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或谬误一无所知亦毫不关心。我们拥抱了工学的果实，却远离了科学的精神。

此种“工学经验主义”的信仰模式，在社会层面孕育出一种危险的“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倾向：将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简化成等待技术方案解决的“工程问题”，渴望像调试机器一样管理社会，却忽视了人类事务中固有的价值冲突、历史语境与不确定性。它亦使公众科学素养停留于欣赏成果的层面，难以参与深入的公共议题讨论——例如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或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这些议题要求超越“它是否有效”的功利考量，进入“它是否正当”、“它导向何种未来”的科学本质追问。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对真正科学精神的侵蚀。科学要求怀疑、批判、容忍歧义与承认无知。而功利化的“工学信仰”则追求确定、可控、即时见效与答案唯一。当后者假借科学之名大行其道，真正的科学思维反而被视为犹豫、无能或过于复杂。这为伪科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各类包装精美、宣称“有效”的保健品、成功学、玄学理论，纷纷盗用科学的权威外衣，利用的正是公众将“科学”等同于“有效技术”的误解。它们宣称拥有“神奇功效”，却拒绝接受科学共同体严格的、可证伪的检验程序。

教育体系亦常强化此种误解。科学教育若过分侧重于传授既定结论与公式应用，忙于训练学生求解习题（一种思维上的“工学”练习），而忽视带领他们重走科学发现之路，体验假设、论证、证伪、修正的曲折过程，感受理论之美与探索之乐，则很难培养出真正的科学思维，只会造就一批批熟练的“知识技师”而非潜在的“科学探索者”。

因此，重拾科学的真义，将之从工学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不仅是一次概念的澄清，更是一场关乎理智健全与文化方向的紧迫任务。这要求我们：

首先，在个人认知层面，自觉区分“欣赏技术功效”与“理解科学原理”。当我们下一次使用某种科技产品时，或许可多一份追问的好奇：它是如何工作的？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目前的解释存在哪些边界和争论？主动寻求理解，而非满足于使用。

其次，在教育与传播层面，科学普及应超越“神奇现象”展示或“实用技巧”传授，更多揭示科学探索的过程、失败、争论与自我更正。应讲述科学家如何犯错、理论如何更迭，彰显科学的人类性与批判性，而非呈现为一套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汇编。

最终，在社会文化层面，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更为健康的科学文化：它珍视怀疑精神，鼓励提出“愚蠢”问题，宽容“无用”的研究，理解基础科学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并抵制将一切知识价值窄化为即时功用的功利主义倾向。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并非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计算，也并非所有能计算的东西都有价值。”

结语：人们以为自己信仰的是科学，其实往往止步于工学的经验有效性。这是一种深刻的错觉，它满足于表象的效用，却放弃了科学赋予我们的最珍贵礼物——那种永不歇止的追问、批判与理解世界的理性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心智的自由。若我们不能看清这层迷雾，洞见科学与其技术产物的本质区别，我们便永远只是现代科技神殿中懵懂的享祭者，而非理性火炬的自觉传承者。唯有唤醒那深藏于科学内部的批判与好奇本性，我们才能不仅拥有工学的便利，更能配享科学所承诺的启蒙与自由。在经验主义的牢笼之外，尚有整片理性的星空，等待我们再次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