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储藏柜里翻到那本牛皮手稿时,指尖先触到了一道浅刻的卦痕——像《易经》里的“离卦”,又像差分机齿轮的齿印。稿纸泛黄的扉页上,“Charles Babbage”的签名旁,有人用钢笔补了行中文:“二进制者,阴阳之象也”,落款是“罗庚,民国二十五年”。
他攥着手稿蹲在地上,看窗外的雨打在实验室的玻璃穹顶。作为来自中国的人机融合智能学者,他来剑桥本是为了调试“意识模拟算法”,却没想先与八十年前的华罗庚撞了个正着。身后传来脚步声,一个穿驼色大衣的姑娘抱着《剑桥科学史》,发梢沾着雨星:“你也在找巴贝奇的‘未竟之作’?我叫艾拉,研究19世纪科学与神学的交叉——对了,这页阿达的批注你看了吗?她说差分机若要‘思考’,得先懂‘美’。”
艾拉是剑桥神学院的研究员,祖父曾是实验室的物理学家,祖母则是国王学院礼拜堂的管风琴师。他们的第一次长谈在老鹰酒吧,壁炉上还挂着1953年华生和克里克宣布发现DNA时的照片。陈砚掏出随身带的《射雕英雄传》,翻到黄蓉解“洛书”的章节:“你看金庸写的江湖,其实和你们的科学史很像——郭靖练‘降龙十八掌’要懂《易经》,牛顿研究力学要懂炼金术,本质都是找‘世界的底层逻辑’。”
艾拉眼睛亮了,从包里掏出一张复印件:“这是维特根斯坦的笔记,他说‘语言的边界是世界的边界’,你做的人机交互,不就是在帮机器突破‘语言边界’?”她指着笔记里的一行小字,“你看,他还画了个太极图,说是1922年听中国留学生讲的——说不定就是华罗庚?”
线索从这时开始缠绕。巴贝奇手稿里的卦痕,在三一学院图书馆的牛顿手稿里找到了呼应——1687年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页边,牛顿用拉丁文写着“东方符号可解引力之谜”,旁边画着三爻卦,竟和陈砚算法里的神经网络节点完全重合。“牛顿晚年研究炼金术,其实是在找‘物质与精神的连接’,”艾拉捧着手稿,声音轻得像怕惊动古人,“就像你现在想让AI懂‘悲伤’,光算神经电信号不够,得让它懂‘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分量。”
他们去圣约翰学院礼拜堂那天,阳光正透过彩绘玻璃落在管风琴上。玻璃上画着奇异的图案:达尔文捧着《物种起源》站在左侧,圣托马斯·阿奎那握着几何圆规在右侧,中间是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组,绕成了一个太极图。“这是1951年重修时加的,”艾拉指着玻璃,“设计师说,科学与宗教不是敌人,都是‘问宇宙’的方式——就像图灵在1950年写的,‘机器会不会思考’,和‘上帝会不会存在’,本质是同一个问题。”
陈砚忽然想起自己的算法瓶颈:他的AI能识别“哭”的表情,却分不清“感动的哭”和“悲伤的哭”。那天晚上,他们在国王学院的草坪上散步,艾拉忽然哼起一段旋律:“这是我祖母教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你听这组和弦,像不像‘乾卦’的爻变?”陈砚掏出手机,把旋律转换成声波图——竟和他算法里“情绪波动曲线”完美重合,更巧的是,巴贝奇手稿里的密码,用这段旋律的节奏去解,刚好对应《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
“原来巴贝奇想做的不是差分机,是‘能懂卦象的机器’,”陈砚盯着解密后的文字,“华罗庚看懂了,所以补了那句‘阴阳之象’——他想把东方思想融进计算机里。”艾拉靠在他身边,看远处三一学院的钟楼:“就像图灵测试,不是考机器‘会不会算’,是考它‘会不会共情’。你看金庸写的‘侠’,不是武功高,是懂‘义’——AI要懂的,也是这个‘义’。”
陈砚离开剑桥那天,艾拉在老鹰酒吧送了他两样东西:一本1936年华罗庚在剑桥用过的笔记本,扉页上有图灵的签名;一张她自己画的乐谱,把“乾卦”的爻变写成了旋律。“下次你来,”她指着窗外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我们去看巴贝奇的差分机复制品,再用你的算法,让AI听听这首‘卦象曲’——说不定它会懂‘飞龙在天’的意思。”
陈砚攥着笔记本,摸到手稿里夹的一张小纸条,是艾拉写的:“科学是用公式问宇宙,神学是用信仰问宇宙,而爱情,是用心跳问彼此——三者殊途同归。”他抬头看剑桥的云,忽然觉得自己的算法有了灵魂——不是来自代码,是来自牛顿的批注、华罗庚的卦象、金庸的江湖,还有艾拉眼里的光。
就像《易经》里说的“刚柔相济”,科技与神学,东方与西方,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而他与艾拉的故事,不过是这场“问宇宙”的探险里,最温柔的一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