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发掘报告的现在和未来

由于最近的讲座甚多，所以在想要不要有一个讲座学，主要处理讲座与课堂的关系和讲座如何办好。比如

讲座是不是应该关上门变成小课堂的讨论模式？

讲座是不是应该及时的将录像公布或者网络直播形式？

讲座是不是应该包括前期的知识铺垫以求有讨论提问的基础？

讲座是不是应该延伸到有会议后的不定时再讨论和消化讲座内容？

如果一个讲座沦落为：讲座人将过去的储备拼凑为新的内容，负责人仅仅是做个宣传报和会后记录，而不对讲座人有题目的建议，和资源（录像、录音等的及时分享，来听讲座的人沦为慕名的无基础的“观”众，和没有提问讨论或者偏执于自己的问题又无益于讲座主题的深化，甚至成为强迫签到的形式主义。然后我们匆匆地迎来一批大咖，匆匆地送走一批大家，讲座的收获远远小于预期。由于我只是一个听众，我的认识仅限于此。

另论发掘报告。从五十年代《西安半坡》以后，我们的发掘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按照历史规律来讲是上升的，但是参差不齐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具体来讲就是领队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反思发掘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单位是否重视这批材料和有相应的时代研究的储备人才。有些难处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紧张的工期，一群又一群遗存交接人。从发掘遗存现象到整理遗存资料，从检测数据到形成观点认识，往往不是连续性的。因为我们缺时间，缺人。最重要的，缺一视同仁的关注。典型遗存、典型遗址、重要位置才能引起我们研究的注意。那些库存不是懒得整理（也许是发掘中存在诸多问题），而是整理了又怎样（没必要整理）的问题。我们的发掘报告时至今日是很多了，但是绝不会达到足够多，足够多到每次发掘、每个项目都有相关的及时的报告产生。以前不会，现在做不到，以后估计也不能。因为我们永远有喜新厌旧、挑肥拣瘦的选择。我们的全面，永远是有重点的全面。

即便是已经发掘的报告，形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创新。因为纠结于，我们到底是要把遗存展示清楚，还是要把自己发掘的认识表达明白的矛盾之中。把基础性资料整理和研究性资料阐释往往混杂在一起。从第一本《西安半坡》中没有按单位把所有遗存展示出来就可见端倪，到现在，大数据统计和比例统计，看起来貌似科学，却是沦陷与我比你聪明和我比你聪明35.9%之中。前者听起来就会有争议，后者会引起聆听者关于当事人可能用科学仪器测试过的将信将疑的思考。

如何创新和改进我们的发掘报告呢？我的想法是，在报告中引进科技考古技术，例如将三维扫描引入，把每件器物进行全方面数据采集和建模式录入，让我们阅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或者VR眼镜，可以观测到如实物般的遗物全貌，甚至可以精细到触摸感和可实验性，将成分、颜色、形状、制作工艺工序等可能性信息都录入。做成最详尽最真实的遗物资料汇总。对于遗迹，现在的摄影还无法做到如旧复原。因为受环境、气候、光源、距离和角度问题，甚至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等都是问题。拘束于工期、人员、资金等的不足，目前的发掘报告虽然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运用，但是深入研究仍需要结合遗存的库存实物和一些不足够多的图片来对照。这是远远不足的。我们仍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引入，科技考古的趋势已经日新月异。我不反对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再反思，但是保有考古学思维方式（时序早晚第一位，类型演变第二位，文化交流第三位）和考古学认知途径（由已知推未知）等纯粹考古学的东西依然是有意义的。

我们目前可能不需要高大上的考古学理论的构建，因为我们的底子就没有打得牢固。我们目前急需且必要的是，把我们的发掘报告完全写出来，把资料全貌搞清楚，把基础性研究做得更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