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晓刚：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未来（下）

采访时间：12月23日13:30

采访记者：何璇、张逸杨

采访主题：城市研究，社区调查，上海，中国香港

昨天推出了本篇采访的前半篇，让我们继续对话吴晓刚教授与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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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区研究在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 关注农村社会、乡土中国，提倡社区研究，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和定性分析来探究社会制度和内在机制，曾经创作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段辉煌时期。吴教授，您虽然也用“社区研究”这个名词，但却用大规模抽样调查和定量数据分析的方法，个人直觉似乎与这一学术传统有所相悖？

A

学术研究和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我曾经关注过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和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倡导“社区研究”，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并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据我的阅读，吴文藻当年提倡“社区研究”，实际上是对早年燕京大学传教士社会学(missionary sociology)所积极推动的社会调查活动的一种纠正。在吴文藻看来，无论是定县社会调查，还是北京人力车夫调查等，都是对社会情况的搜集和描述，没有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主张通过社区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理解一个社区，如“解剖一只麻雀”。 “燕京学派”代表性的研究，如林耀华的《金翼》、《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等，往往是针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这些地域大都是在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故称之为“社区”并无不妥。这可以说是“社区研究”的1.0版。

1979年以后学科恢复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先生起了领导作用。可能是受他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起步较早，一直占据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延展到对城市社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传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每个研究都是个案研究，而个案之间的差异是没有可比性的，知识很难积累。第二是研究讨论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事实上，1.0版的“社区研究”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区”本身。

社区研究需要比较，因为不同的社区是不一样的。在“燕京学派”开启中国“社区研究”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方法和技术手段都可以为社区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如何整体把握和刻画异质性，跳出社区个案的思维，重复累加个案，定量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少。我们在中国香港和上海搜集的包括邻里街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层次的追踪数据库，可以用于社区层次上的分析，更可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行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固然有用，而从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上，我们更强调整体把握社区的异质性及其对个人结果的影响，我把基于城市社区的大规模数据收集和对数据的分析，称之为“社区研究”的2.0版。而强调社区研究则是将城市研究与全国性研究区分出来的重点。城市研究需要体现出城市的特征，需要一定的当地知识，而不是把全国调查的调查范围缩小。研究结果也可以为资源配置、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信息。这是社区研究在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中能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简单地说，以个案为主的传统社区研究需要升级到多个社区的定量比较分析，社区可以作为分析单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志趣要通过社区研究，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甚至大数据。另外一方面，以分析大规模抽样调查资料的定量研究则需要置于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这些想法，可以过“社区研究”2.0版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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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现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在谈大数据，国家领导人最近也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位中国”。您刚才讲到社区研究要利用定量数据和大数据。可否更具体地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如何拥抱大数据时代？

A

我们需要关注大数据，但我们又不能盲目崇拜大数据。有的人，小数据还没弄明白，就开始夸夸奇谈要玩大数据。一方面，沿着我前面提倡的城市社区研究的思路，我们的大样本的抽样数据已经太肤浅了，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设计，使得搜集的数据更有针对性，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更深的理解。这是我们为什么主张通过城市社区研究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城市特别是都市地区，又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积累了良好的行政数据，而且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行为轨迹数据也越来越容易获取。我们可以把我们通过调查搜集的微观个人、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和匿名个人的大数据，在空间/社区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

另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在特定社区，引进非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例如手机应用程式）来补充和验证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总之，有了清晰的思路，大数据可以为社区研究可用。所以， 这里“空间”还是关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空间连接起来。 这些工作，可能是未来社区研究的3.0版和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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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听说您的研究团队，把现正在做的这些工作和未来要做的工作，称为“新古典都市社会学研究”。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称其为“新古典都市社会学研究”？旧在何处，新在何处？

Q

这是我们在研究组讨论时，提到的一个名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很多老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由于大量人口从南方棉花地里北方工业城市，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由此崛起。原来我们打算叫“新都市社会学”，后来发现，这个名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人用了，主要是批评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我们关注的问题和视角与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很相近， 邻里(Neighborhood)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东西。他们做的研究是“古典”的。

“新”意在于，我们研究中国城市的社区时，一般将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层次。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被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要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最为接近的大概应该是上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延伸，而非简单的空间概念。第二，当社会生态学这个学派出现的时候，主要利用的经验数据是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现在我们的数据来源更加多元化了。 基于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行政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不同层次的数据，在空间上可以进行整合。通过区域层次数据与个人层次数据的整合，既可以做与个人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可以看个人行为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城市社会学研究还可以与大数据结合，通过新型的手段搜集和整合传统面访不可能获得的资料。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来充实其内涵。但是核心还是对空间因素的强调，故名“新古典”都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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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除了上面提到的，您未来还有什么研究计划和畅想？

A

泛泛而谈的户口、单位、社会分层研究会告一段落。在比较城市研究项目里，下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可与中国香港相比的城市应该是深圳。

我希望能对这三个典型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目前已经做了不少关于深圳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还没有关于深圳邻里社区和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要是齐了，这个项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深海港”研究计划，即深（圳）、（上）海、（香）港比较城市研究计划。目前，“海港”已经初具雏形，还缺一个“深”度。我们可以把之前关于不平等与流动、教育、移民、婚姻家庭问题放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研究，在一个清晰的、聚焦的背景下研究社会问题。可以把原来做社会分层的内容（“一户一位”）放到具体的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放在特定情境下进行比较。

此外，我觉得还可将社会网络研究的方法引入社区研究。当然，这一块，我还需要学习新的知识。

远期来说，我还希望比较城市研究项目要走出国门。希望有机会能把研究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研究沿线国家/城市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

最后，还在考虑，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拥抱大数据，逐步在研究设计中引入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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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最近您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公众号“启社2017”，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开设这样一个公众号？什么是“启社”？如何理解“学术乃天下公器”？

A

开设公众号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应该束之高阁，而应该用一般的语言在适当时候把研究推广给公众，理想的是以通俗易懂的“社会学散文”的形式与公众进行分享研究心得与发现。

我们与其他一般公众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主要传播“基于自己研究”的知识，资料主要来自于我们主导或参与的“北京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中国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等等，议题涉及到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教育、性别、家庭、城市、移民、住房等等公众感兴趣的话题。

“启”意为“开民智”、“启蒙”。“启社”的含义是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知识，用严谨的社会科学知识与研究启发人们思考，深入理解社会问题，同时通过接地气的方式让公众能够看懂我们的研究。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作为工具性目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目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有影响力的，能促进人们深入思考的学术。

吴晓刚，江苏镇江人, 现任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英文SSCI 期刊(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主编，国际华人社会学会（原北美华人社会学家协会）会长。他于1991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 年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留学，2001 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2001 到2003 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Mellon 博士后研究员。自2003 年起在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至今。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人口学、城市社会学和定量研究方法。他自2009 年以来一直是“中国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的项目主持人，并以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项目。研究项目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欧盟研究资助局(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中国香港研究资助局协作研究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