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解读金融科技新规，读懂就是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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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未来到底在哪里？是互联网金融的一次变身？还是无法To C的技术实验。8月22日，央行正式披露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终于让这个领域有了顶层设计。监管往哪走？持牌机构如何变？金融科技头部怎么调？助贷业务如何走？北京商报金融科技周刊本期为您全面解读。

金融科技监管去哪：

明确门槛，探索沙盒

从年初提及制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与监管规则，到正式落地，在酝酿8个月时间后，金融科技首个监管规划终于揭开神秘面纱。未来，金融科技监管往哪走？《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全文对此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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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门槛和底线

“虽然我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金融业务边界逐渐模糊，金融风险传导突破时空限制，给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金融监管等方面带来新挑战。”央行在《规划》中坦言。

为此，央行提出要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其中提到，针对不同业务、不同技术、不同机构的共性特点，明确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应遵循的基础性、通用性、普适性监管要求，划定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门槛和底线。

“设定门槛和底线很关键，能防止金融科技出现互联网金融类的失控局面。”一位资深金融科技行业人士指出。在建立健全创新管理机制方面，《规划》明确，加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规范管理，出台基础性、通用性监管要求，明确不可逾越的监管红线和底线，运用信息公开、产品公示、公众参与、共同监督的柔性监管方式，划定金融科技守正创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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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监管沙盒

同时，金融科技行业也有望迎来监管沙盒模式。

《规划》提到，综合实际业务场景、交易规模等深入研判新技术的适用性、安全性和供应链稳定性，科学选择应用相对成熟可控、稳定高效的技术。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完善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应急处置等风险补偿措施，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做好用户反馈与舆情信息收集，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安全与质量水平。

“就这段话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谈监管沙盒机制。中国版监管沙盒机制，已在不远处。”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说道。

薛洪言指出，前些年，国内新金融创新过于活跃，乱象不断，监管重点放在集中整治上。现阶段，除P2P整治还留有尾巴（备案尚未落地），其他领域均已步入常态化监管新阶段，此时，创新与发展被提上日程，《规划》的出台恰逢其时。

在科技推动下，监管模式侧重点也有所转移。《规划》提出，运用数字化监管协议、智能风控平台等监管科技手段，推动金融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消除信息壁垒，缓解监管时滞，提升金融监管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指出，传统的监管方式可能更侧重于事后监管，也就是出问题后，如何处置、罚款、整治。但监管科技最重要的不是事后监管，而是事前和事中监管。其中，事前监管的核心除了准入门槛外，还需要用监管沙盒机制、用科技手段，对审批和准入做一些监控。事中监管则是等掌握大量数据后，通过数据和技术发现业务变化、风险隐患和预警信息。

针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规划》提出，事前抓好源头管控，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内部管控和外部评估，严把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入口关。事中加强协同共治，及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产品风险隐患，杜绝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带病上线”，筑牢金融科技创新安全防火墙。事后强化监督惩戒，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加强违规惩戒，确保创新产品不突破监管要求和法律法规，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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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短板

金融科技业务涉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规划》提到，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运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于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该如何监管，尹振涛表示，这种跨市场、跨业态对目前国内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较大挑战，要实现跨机构、跨业态的监管，需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各监管部门，通过制定制度体系让各部委之间进行协同监管。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也提出，要加强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改革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框架，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优化分业监管架构的同时加强行为监管与功能。加强一行两会在监管理念、管理方式和执行标准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的政策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与监管合力。

在推动强化法律法规建设方面，《规划》提出，针对现代科技成果金融应用新特点，推动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金融科技发展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推动出台金融业新技术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条件成熟时将原有立法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等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厘清法律边界，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和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破除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政策壁垒，营造公平规范市场环境，为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对此，尹振涛提出，央行出台的《规划》属于部门规章，实施起来的一大难点在于不能与上位法冲突，也不能与其他监管部门的规章冲突。比如，上位法规定，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不能超过3万元，而金融科技这种业态可能很多都是大科技公司，处罚不超过3万元对于它们没有意义。

刘勇也提到，金融科技政策发布的密集度与风险事件呈正相关，即在风险事件最为集中的时期，也是金融科技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目前我国的金融科技法律体系在事前监管与风险预警与防范方面亟待完善。

持牌金融机构怎么变：

破体制禁锢，走独立之路

在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中，能看出持牌系金融机构成为了绝对“主角”。针对目前持牌系金融机构发展面临的体制、人才等难题，《规划》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持续一年多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独立潮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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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体制束缚

《规划》明确，着力解决利用金融科技实现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组织方式的调整优化，理顺职责关系，打破部门间壁垒，突破部门利益固化藩篱，提高跨条线、跨部门协同协作能力。加快制定组织架构重塑计划，依法合规探索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创新模式。

事实上，早在2016年，原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概念，或意味着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深度融合的时代正式开启。

目前，已有多家商业银行将金融科技纳入顶层设计，并不断加大投入，还有部分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规则，传统金融机构又受行业监管部门以及国有体制的诸多制约，金融科技的发展较之科技公司缓慢。

在分析人士看来，《规划》的出台让金融科技不再只是科技部门自己的事，让业务部门都有金融科技思维。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鑫认为，银行现在搞科技最大的制约就是在体制机制，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形式将更有可能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束缚。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打破部门间壁垒，突破部门利益固化藩篱，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关键可能是上层有没有不破不立的魄力，真正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如何去打破部门间壁垒？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表示，需要顶层设计的同时，也需要逐步寻找这种突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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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缓解“人才荒”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建设，在技术推动金融机构加速转型的同时，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也提上日程，而为人才“一掷千金”已经成为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常态。银保监会日前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银行对科技总投入同比增长13%，信息科技人员同比增长近10%。

人才招聘也是银行大手笔投入的重点之一。近期银行仍在大肆招兵买马，农行近日发布招聘公告称，总行研发中心将校园招聘软件研发岗和测试开发岗共650人。中行、工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也都在招聘金融科技人才。此外，记者在BOSS直聘网站中看到某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招聘职位有6个，且都是偏技术类人才。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指出，合理增加金融科技人员占比。尹振涛直言，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应从上到下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能够让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融合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基层培养，通过高校开设金融科技的课程等。

对于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能否缓解人才荒的问题，李鑫表示，如果只是简单的加大投入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从战略层面上找准方向和自身定位，往该投的地方投，不能“有病乱投医”。另一方面，人才也不完全是花钱就能砸来的，关键还是体制机制理顺，否则人来了也发挥不出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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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融合面临挑战

在分析人士看来，场景化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只有嫁接到具体场景，才能让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而如何把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业务进行合理而深度的融合是关键。

《规划》提出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解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

金融科技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惠民众和中小微企业，通过科技突破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制约来覆盖这些长尾群体。《规划》指出，借助移动金融、情景感知等手段将金融服务深度融入民生领域，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应用场景，实现主要民生领域的金融便捷服务广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生活场景线上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小额、高频为特征的金融服务需求，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给处于发展初期的金融科技带来挑战。

在尹振涛看来，从现在发展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场景方和金融牌照方之间该怎么创造合作机制，一方是有场景，一方是有牌照，如何让他们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障碍是最重要的，而具体的障碍可能根据场景的不同有不同的特征。

李鑫则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主要是严守合规底线，从监管的角度来讲，要做好平衡，既要鼓励创新，但也要强化监管。同时，要加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最好也包括学界，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效率与风险，共同推进金融科技的落地应用。

金融科技巨头怎么调：

强调技术，防范“通吃

金融科技领域首个顶层设计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正式落地，对手持金融牌照又强调科技属性的金融科技巨头有哪些影响，成为了业界的一大关注点。在分析人士看来，从央行披露的规划可以窥探出，对于巨型的金融科技集团，既要限制，也要扶持。

01

强化科技属性

8月22日，央行披露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此次三年《规划》在发展目标中提到，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市场主体。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一重任不仅可能落在持牌系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身上，也将有很大可能落在目前现有的包括BATJ等金融科技巨头身上。

近年来，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从“互联网金融”到“强化科技属性”，从宣称“不做金融”到“更名”体现公司定位，金融科技巨头所谓的“去金融化”行动一度引发市场猜测。但目前来看，巨头们布局金融的步伐从未放慢。最新消息是，今年5月16日,度小满金融通过全资子公司持有哈银消费金融30%的股份,成为BATJ中率先完成消费金融牌照布局的互联网巨头。

实际上，只要涉及到金融业务，金融牌照便是必需品，在某种程度上，金融业务之于互联网巨头而言，更像是一块“试验田”，有了实际运营金融业务的经验，反而成为它们的优势，有自有场景去沉淀技术，才能更好地向外开放，提供服务。

在实践中，也有巨头公司在金融科技生态圈中确立了差异化的定位。比如目前，苏宁金融已单独成立苏宁金融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构建和对外输出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小米金融主要提供实体产融金融服务，围绕集团生态链开展。

正是因为早早厘清了自身定位，意识到科技属性和科技能力之于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性并大力布局，在巨头公司营业收入中，金融科技业务成绩也越发突出。比如， 腾讯2019年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收入为229亿元，同比增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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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输出模式转变

在建设金融科技生态圈的过程中，技术开放与共建成为金融科技巨头发展的关键词。

《规划》提出，要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解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借助各行业优质渠道资源打造新型商业范式，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分析人士指出，开放API和SDK，是国内开放银行实践的典型模式。着力构建开放银行是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突破升级瓶颈的重要手段，未来金融科技与银行的合作不应该局限于流量和产品维度，而应该把目光聚焦在生态共建上。

在为银行尤其是中小型银行服务方面，京东数科探索并提出了“组件化”的理念，将“一朵云+三大中台+开放平台”的服务灵活解耦，通过模块化的输出方式，让银行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将技术服务柔性组合，实现“自主可控”的技术应用。

京东数字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数字科技公司，京东数科的金融科技业务一定要与金融机构去共建，而不是向金融机构简单输出技术或互联网流量。

不可置否，从概念到具体应用，开放已然成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发展的必由路径，而随着具体产品的落地，打造开放平台的价值日益凸显，技术开放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更多想象力。

比如，蚂蚁金服旗下的财富号，相当于蚂蚁财富给基金公司提供了一个在支付宝端内的自运营阵地，基金公司在财富号内提供专业的理财产品、以内容为载体的理财教育、理财进阶等服务，财富号及其背后的AI能力则帮助这些专业产品和优质服务精准匹配海量用户。财富号上线两年多，吸引了80家基金公司入驻。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入驻机构交易用户数增长了70%、定投用户数增长170%。入驻机构的平均交易金额是同期未入驻机构的62倍，资产管理规模前者是后者的6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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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赢者通吃”

在持续加大金融科技创新扶持力度的同时也需注意，创新的背后往往与风险相伴随。《规划》明确，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那么，既然是金融创新，必然要受金融监管。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表示，要警惕Bigtech“赢者通吃”可能带来的垄断问题，这不仅会妨碍市场竞争，还会给监管带来更大的挑战。

日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下发，主要聚焦金融控股集团的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这也为金融科技巨头发展金融业务拉起一道闸门。手持金融牌照，又强调科技属性，在这场监管博弈之下，金融科技巨头未来发展该往哪走？

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中心主任孙扬提出了未来金融科技巨头发展的两个定位：其一是做生态连接器，传统金融机构能够通过金融科技巨头连接互联网巨大的流量，获得更多生态角色；其二是通过金融科技“使能”金融业务，促进普惠金融、小微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发展，“使能”要求从前端到后端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通过系统、服务持续促进其服务业务。

那么，在金融科技巨头发展之路上还会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市场竞争格局将何去何从？

孙扬指出，现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只是卖产品，金融机构很难将买到的“碎片”产品聚合起来形成对业务的合力，未来就需要金融科技巨头提供如咨询、整体解决方案的合作，真正对机构业务发展贡献价值，让机构获得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和用户生态增长。金融科技公司在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时，还需考虑其业务发展实际情况，不能直接建设一整套非常完整的体系，而应根据其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初级到高级，构建一个循序渐进的金融科技体系。

“未来金融科技公司将成为一个系统化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而不是单一产品的提供者。未来金融科技产品将更多来自于有实际业务运营经验的金融科技巨头那里，而不是专门开发金融科技产品的厂商。”孙扬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金融科技竞争逐渐走向深水区，一些金融机构由原本积极与互联网巨头合作转变为大力发展自主研究金融科技，这也势必对金融科技企业形成压力。本次《规划》提到，要依法合规探索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创新模式。而近两年来，建信金科、工银科技、中银金科等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密集设立，它们也许将成为目前互联网系金融科技巨头们的重点竞争对像。

孙扬指出，传统金融机构诞生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实力强大，并且非常理解机构痛点，知道该如何为机构交付、配合其上线金融科技产品和业务。虽然金融科技巨头有非常高大上的产品、算法、系统，但是“阳春白雪”不一定适配“下里巴人”，一定需要深刻理解传统金融机构的痛点。未来，金融科技格局竞争一定是多巨头的，将在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子公司与金融科技巨头、新兴互金机构之间形成竞争和平衡。

互金机构怎么办：

助贷业务成救命稻草

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的出台也吸引了另一类行业主体助贷机构们的目光。特别在网贷行业备案无望后，助贷业务成为了不少机构的“救命稻草”。而《规划》中虽未明确助贷业务具体细节，但在分析人士看来，助贷与金融科技输出难以简单分离，从推动金融机构转型角度考虑，需对助贷模式及其负面影响有更大宽容度。

“备案无望，助贷成为了我们业务转型的下一个方向。”一位网贷平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道。从不少互金机构发布的半年报可以看出，助贷业务占比持续提升，比如拍拍贷二季度通过机构资金合作伙伴促成的借款金额占总撮合贷款的比例增长至约44.8%，环比增幅为13.9个百分点。趣店二季度合作资金余额从上一季度的246亿元增长至287亿元，环比增长16.7%。二季度，360金融在撮合借款业务总量中，金融机构资金占比达到85%，较一季度的79%显著提升。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助贷业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也催生了一些乱象。“如个别城商行，在属地化经营原则下，只能做本地的业务，借助助贷，变相经营全国的业务；如个别现金贷平台，没有放贷资质，借助助贷引入银行资金，变相做了放贷业务；如一些大数据服务公司，没有征信牌照，却以助贷的名义做着征信的事情；更有甚者，一些银行把核心风控外包，甘心蜕化成资金管道。”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点评道。

监管对于助贷，一直保持警惕。先是在2017年底的现金贷新规中明确了助贷的业务边界（不准碰核心风控），后又在2018年流传于网络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中，果决地限制助贷的地理边界（不许跨区域经营）。

不过，助贷未来仍有前景。在薛洪言看来，助贷是新形势下金融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也是现阶段金融科技输出的主要载体。限制助贷，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小金融机构的转型动力。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助贷行业未来仍有较大前景，互联网时代流量端优势仍掌握在运营能力较强的金融科技类机构手中，持牌金融机构也需要这些流量助力。但助贷业务还需要明确监管方式，比如兜底方式、责任划分等。目前监管的重心仍放在了持牌金融机构身上。“未来看，强者恒强。但一些规模小、实力不济的机构则会被逐渐淘汰，它们做助贷很难了，持牌机构也难以和它们合作。”于百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