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新闻缺失：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的最大挑战

导 读

每一次新技术被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总会给传媒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新闻生产、信息发布、用户体验以及信息反馈等被重新定义，传媒、公众和技术也在互动中出现了异化，产生了伦理失范问题。本周持续推出《青年记者》8月下旬刊前沿报告之“反思与重构：媒介伦理再探讨”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进入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人工智能、算法推介、数字编辑等技术愈发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手段，社交媒体、搜索类媒体、聚合类媒体等新媒体愈发成为新闻分发的主导渠道，这些非传统型、非专业的媒体带来新闻数量的大幅度上升，新闻质量却没有保障，以至于出现了“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少”的状况。

从当前全球新闻业和新闻研究的现状来看，新闻推送技术化、新闻获取社交化、新闻形态视听化和新闻消费快餐化这几大转变趋势，都纷纷指向了一个当下全球新闻活动面临的突出问题——高质量新闻（Quality Journalism）的缺失。而这也正是当前新闻传播中后真相（Post-Truth）流行、信息沟（Information Gap）扩大、政治观点极化（Polarization）出现、民粹主义（Populism）抬头等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传播面临的最大伦理挑战。

新闻推送技术化与新闻质量下降

新闻为公众描绘世界的图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丰富性是公众认知世界的基本要求。算法推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让算法（algorithms）成为新闻推送中的主导力量，在新闻媒体业得到广泛运用。媒体或新闻平台服务商通过数据挖掘算法追踪用户在“物联网”上的行为数据，通过分类算法对受众进行个人定位和分组分类，并推荐给他们“定制”的新闻消息。同时，机器学习算法也被用于撰写新闻消息。

Mittelstadt（2016）在《算法的伦理》（The ethics of algorithms）一文中表示，操作参数由开发人员指定，并由用户根据想要的结果进行配置，这些结果优先于其他的因素，比如价值观和道德要求。因此，在算法推介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新闻推介系统”（Personalized News Recommender System）也带来了伦理和道德的挑战。

陈昌凤和师文（2018）在《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一文中，将个性化新闻推介的伦理问题概括为三点：内容上取悦并迎合读者，形成“信息茧房”，失去教化和引导功能；操作上剥夺读者阅读选择权，可能造成媒体代理权过度甚至机器异化；时间上追求热点和速度，解释力不足，有引发数字媒体时代“黄色新闻潮”的风险。宋建武（2018）在文章《智能推送为何易陷入“内容下降的螺旋”——智能推送技术的认识误区》中也强调，推荐算法容易忽视信息的重要性，反而以信息的趣味性为衡量标准，会导致推荐内容过于娱乐化，甚至走向低俗。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18年的报告《时代的到来：欧洲数字新闻媒体的发展》（Coming of Age：Developments in Digital-Born News Media in Europe）中认为，算法推介是数字新闻媒体向更加成熟的分销模式转型的体现，同时该报告将Facebook的算法改革作为核心案例，认为合适的算法可以起到一定的减少极端意见和误导性信息传布的作用。而该研究所时隔几个月新发布的《2019数字新闻报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19）则基于对各国新闻业最新的调查研究，对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算法”的使用，提出了更多的批判性观点，表示了对它可能造成受众教化能力降低、信息多样性不足或政治群体分化的担忧。

迎合受众的算法推送新闻，也被称为“新闻馈送算法”（News Feed Algorithm），早期是Facebook公司的工程师们在实践中使用的一套方法，DeVito（2017）将此概念化。处在基于“新闻馈送算法”的媒介环境中，受众接受到的信息倾向和领域是有限的，在主题、偏好、观念、立场上，往往接收到的是自己较为同意的、喜欢的内容。长期不断在“算法”下接受新闻信息，会不断加固受众原来持有的观点，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变得“顽固”甚至“激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群体观念“极化”现象的不断发展。

Lischka（2018）对此概念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智能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比起传统的新闻，更加强调情感因素和吸引眼球的故事元素，以符合用户偏好和“新闻馈送算法”的逻辑。因此，新闻生产的过程越来越受到用户参与的驱动，而逐渐放弃传统的高质量新闻标准和新闻品牌的做法——为用户参与设定界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而只有部分水平足够的读者可以通过写信、写评论等方式参与，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而“有营养”的讨论。算法推介下全球新闻生产的价值追求，逐渐从生产“足够优质”的新闻，转变为“足够讨喜”的新闻，这一方面失去了新闻产品告知信息、教化公众，对社会传递多元文化和观点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对于“讲对事实、讲清道理、讲好故事”的高质量新闻的追求。

新闻获取社交化与新闻质量下降

随着社交媒体的日趋普及与渗透，公众的新闻获取渠道发生了显著转型，即从“大众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并且逐渐从“公开社交”转向“私密社交”。这两个重要转向，使得社交媒体特别是小圈子的社交媒体传播，成为了当前新闻获取的重要渠道。在现实中，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私密信息群组”（Private messaging groups）日趋火热，也使得人们传播和获取新闻消息，参与和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私密化”。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人们花在相对开放的网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花在私人信息应用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比如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Viber、Telegram等。更多的人通过群组分享新闻、讨论新闻。这一方面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模式转型，提升了政治参与度；另一方面又会造成缺少审核的虚假新闻、错误信息、仇恨言论的大量传播。

该研究所的另一份研究报告《2019年新闻、媒体和技术趋势与预测》（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9）中，还将类似的小群组和私人社交分为两个层次：“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交网络（closed or semi-closed networks）”，例如Facebook和WhatsApp的群组，和“网络结社团体”（conspiracy community），例如Reddit论坛、YouTube频道。报告指出，误导性信息的传播，往往经历从匿名网站到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交网络，再到网络结社团体，再到社交媒体，最后到专业媒体的几个阶段，传播范围和效能不断扩大，从一个可能毫无凭据的“小道消息”转变升级成为公众议程。

数字时代新闻传播的改变不仅影响了新闻活动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使得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环境的新趋势，也成为新闻业需要慎重反思的伦理问题。

有趣的是，小群组的“新闻社交”，不一定意味着“熟人社交”。根据《2019年新闻、媒体和技术趋势与预测》，Facebook等平台小群组的用户，几乎都存在加入的群聊中有“陌生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对话新闻”（Dialogue Journalism），比如美国的一家名为Spaceship的公司，他们的业务就是主持一些秘密的Facebook群组，邀请陌生人之间分享和讨论时事话题。

不难想象，这样的新闻获得方式，容易被不同的利益团体所利用，无论是政治竞选还是商业广告，甚至会让错误的、不良的甚至非法的信息有机可乘，以至于形成“愤怒团体”（angry group）、“仇恨团体”（hate group）、“阴谋团体”（conspiracy group）等对社会稳定与公民福祉产生威胁的群体或组织。

在新闻获取社交化的趋势下，新闻从“作品”变成“产品”，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博人眼球”，为社交媒体平台带来流量，而基于真实性、专业性等的新闻质量则被忽视。高质量新闻的缺失，使得新闻业丢失自身公共服务能力，同时低质量新闻的大量出现还成为一些个人或团体实现自己私利的工具和利器，造成了群体的不断分化，甚至导致社会的撕裂。

作为全球最大社交媒体之一的Facebook，起初面对“假新闻”太多、媒体责任不够等的指责，坚持“技术公司”的立场，对假新闻抱有“暧昧”态度以保持广告收入，直到屡屡受到美国、欧盟质疑才推出“新闻标签”业务，并投入大量资金获取主流新闻机构版权，以解决其平台上假新闻泛滥的问题。Facebook的变化已成为拥有“平台”权力并意识到“平台”义务的社交媒体的突出表现。作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平台类媒体已不能无视新闻作为公共物品的伦理要求，不能回避自身肩负的新闻伦理要求。

新闻形态视听化与新闻质量下降

以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产品的多媒体化，新闻形态逐渐出现“视听化”的趋势。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用“视听化转向”（Pivot to audio）来形容这一改变。

“播客”（Podcast）是数字广播技术的一种，现在常作为一个嵌在网页中的音频而存在。早在2004年的MP3时代，播客就已出现，而近年来由于传播方式不断简化，越来越被使用来接收新闻消息。随着年轻群体大规模使用播客，《卫报》（The Guardian）、《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等媒体纷纷在过去的一年内开设了官方播客账户，他们把使用播客的年轻群体称为“播客一代”（The Podcast Generation）。在韩国的调查显示，受访人群中之前一个月内使用过播客的甚至占到了53%。

中国的新媒体“短视频”新闻也是新闻形态视听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众多媒体都开设了自己的视听公众号。央视《新闻联播》开设了一个新媒体环节“主播说联播”，用竖屏手机短视频的方式，录制当日新闻主播在节目后的短评。这些视频比起电视播出的《新闻联播》，更加轻快且亲切，语言也更多使用了俗语、歇后语等“接地气”的内容，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受众互动参与度较高。

视听化的新闻产品具有“短平快”的特征，与传统新闻相比的确更加容易接受、容易传播，但它也造成人们的阅读新闻方式的逐渐碎片化、浅层化，只追求感官的刺激、简单易懂的内容，而不再深究其背后的真相或道理。制作精良的、专业的高质量新闻，由于时效性差和成本偏高，逐渐失去市场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内容简短、说理简单、情感饱满、视听冲击力强的新闻内容。特别值得忧虑的是，大量非专业的“草根记者”“全民记者”都通过视听手段录制新闻片段进行传播，这对于高质量新闻的生产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与视听化叠加出现的移动化媒介形态更加剧了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阅读新闻时间越来越短，视听刺激要求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客观性要求在降低，对新闻画面、声音乃至新闻播报者的表现技巧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技术的先进与炫酷的要求越来越高。接收与接受新闻的判断维度越来越依据感性维度，而理性维度则愈发后置，这种受众的选择趋势会极大地影响新闻生产行为，即便对传统专业媒体机构来说，被裹挟在这种大潮中，也不得不实现“短平快”“炫酷美”的转型。

新闻消费快餐化与新闻质量下降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19数字新闻报告》显示，新闻在线订阅和付费阅读模式的持续增长，让人们对于信息的平等、信息的质量和媒体的公共属性产生担忧。媒体在自己的网站建起“付费墙”（paywall），在未付费的用户面前挡住网站的信息内容，要求订阅才能查看。而“老牌”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本土版，全年订阅价格都在2万元人民币以上。此种经营模式，在愿意为新闻付费的群体和无能力或者不愿意的群体中，造成信息沟不断扩大，加大公众的信息“贫富差距”。

愿意付费的群体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信息，而不愿付费或无力付费的群体则会更加倾向于使用“抓人眼球”的免费新闻消息，忽视其质量与可信度。“消费新闻”业态的不断发展，是否会导致数字时代的新闻媒体成为拉大社会财富和知识差距的又一“罪魁祸首”，公共新闻媒体服务社会发展的属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都成为需要关注的伦理问题。

《2019数字新闻报告》中还注意到，为了保持时效性，抓住受众，当前的新闻尤其是基于社交媒体的报道，追赶“爆炸”新闻（breaking news）的能力提升迅速，但“解释新闻”（explaining news）的能力和投入不足。这也与新闻机构自身精英化发展趋势有关，全球各大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其记者和编辑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或者对于某些专业领域有持续关注，他们的表述可能无法考虑到教育水平不足的更大多数受众群体，造成了信息的进一步“不平等”。解释能力的不足，也使得“事实第一，新闻第二”的原则难以贯彻。事件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如何将它更加真实的面目呈现给广大读者，真正扮演好“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都需要解释新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追赶速度。

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2019年3月的一篇有关媒体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的伦理报告也指出，新闻记者理应通过避免过于简单化的叙事，发布更多解释性而不是误导性的信息，来提高自身的可信度，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21)

从全球范围看，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传统专业媒体愈发受到大众的冷落，而一些个体或非机构媒体却愈发受到大众的关注，获得了极大的传播能力，成为新闻消费的依赖对象。2019年4月，在“通俄门”事件中受到美国多家媒体的负面报道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系列推文，攻击包括CN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在内的美国媒体，称他们的内容是“假新闻”，并称《纽约时报》是“人民的敌人”（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而特朗普之所以敢如此与传统媒体对抗，得益于其个人自媒体的强大传播力。

表：特朗普与美国主流新闻媒体推特粉丝数量比较

将特朗普的推特和几家美国主要的媒体机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影响能力已经远远高过几家具有悠久历史的专业媒体，他个人的粉丝数量甚至超过《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个人推特比专业的、有品牌的新闻媒体更具备传播能力，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特朗普所说的“人民的敌人”的真正内涵。

这一现象表明：数字传播环境下的新闻消费逐渐进入快餐化时代，受众阅读的基本需求是只需媒体告诉发生了什么，而不需要也没有意愿向媒体付费以得知更深层次的内容。在这种新闻消费习惯下，公众会转而从社交媒体中、从免费信息中、从自己关注的信源中获得更多的解释。“快餐式”的新闻产品，获取免费、快捷，同时添加各种“情绪”的调味料，口味好，可饱腹，却无营养，甚至造成各种“信息健康问题”和“认知失衡问题”。

进入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愈发活跃，愈发成为个人行为的依赖，也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动力不仅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前者让社会更加包容、和谐、进步，后者让社会更加撕裂、焦虑、倒退。新闻业肩负着提供信息、教化公众、服务社会的公共责任，新闻伦理的最大责任是推动社会更加美好。而现在，新闻活动中最大的挑战是从生产者、传播者到消费者，都逐渐失去了对高质量新闻的追求，在个性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硬环境支持下，在追求个体言论绝对自由“公理”的软环境推动下，新闻的专业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闻专业队伍持续流失，新闻专业操守逐渐被淡忘，新闻质量不断出现滑坡。而对大众来说，沉溺于低质量信息海洋中，或乐而不知，或无力改变。

数字时代是新闻传播大繁荣的时代，也是新闻传播大混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极好”传播与“极坏”传播并存的时代里，新闻伦理成为保障新闻责任的核心要求，而高质量新闻则成为保障新闻伦理的核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