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伟：“大数据时代”历史学走向何方？

文 / 顾晓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转载历史研习社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及其史学，人们常将互联网或大数据时代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其地位不亚于人类社会从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传统的转变，其效应也不逊于近代古腾堡印刷术的推广所带来的社会和知识革命。

比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就将印刷术的发明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第八个时代，在他看来，印刷技术所带来知识的广泛传播及其公共领域的形成是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利器。

如此来看，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变革必然掀起人类的知识表达形式乃至知识观念的变革，信息存储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将颠覆人类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

国际知名刊物《历史与理论》杂志社2010年组织学者讨论下一个50年“计划”时，就有学者指出，在新媒体生态下，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能够提供新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新工具，而新的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交互式读写方式也将变革我们的独自论文写作以及历史叙事模式。

在此时代环境下，我们讨论大数据时代的史学变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体而言，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时代，人们在收集材料方面大大超越了以往印刷时代的物质条件，原先落后的技术手段无疑都需要换代升级。而且，大数据内含着许多人工智能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能够高效地整理和分析资料，甚至能够进行“仿真建模”，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类自身认知的极限。

若从史学理论发展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和定位，“大数据”应属于史学方法的范畴。正如传统的语文学、文献学、古文书学、钱币学等“辅助科学”一样，“大数据”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无疑也隶属于辅助科学的地位。如同自然科学技术是有限的，“大数据”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同样是有限度的。

互联网时代作为科学革命以来的第三个阶段，其自然承接着科学革命的过去。我们知道，当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伽利略声言“大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人类在探索大自然的进程上就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步摆脱了自然的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知识成为改造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由此创造了各种新工具，来成就人类自身的身体和心灵的自由延展。

通过梳理历史主义（人文主义）传统对于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对抗，我们不难理解，大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无疑是互联网技术条件下所发展起来、带有浓厚实证主义色彩的升级版“计量史学”。

正如柯林武德对于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的批判：“统计学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进行统计学上的概括对于他并没有好处，除非他能由此而探测他所进行概括的那些事实背后的思想。”

如此看来，我们把“统计学”换成“大数据”也并没有什么大碍，大数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同样“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

从近代西方历史学诞生那一刻起，就试图跟随自然科学走上“求真”的道路，从收集史料到分析材料，再到总结规律。在大数据时代，这些传统的史学方法无疑都得到了改进和升级，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历史科学“真之追求”的信念。

首先，即便是在19世纪之为历史学的世纪里，就有历史学家指出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局限性，认为将人类过往的行动“数据化”是不可行的，因为历史世界是一个由个体及其团体社会的利益、意图、期望等观念组成的价值世界，这一伦理世界是“不可量化的”，只能采取直觉的“体验”来理解过往人类的行动。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学中审美和道德要素的“观念挖掘”，特别是对“历史经验”（历史记忆）的关注，一定程度上都是反数据化的，也可以说是历史主义传统的再发现。

其次，自15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精神的“理性之光”扩展到每一个角落，追求实在、追求真实可以说是数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即便是在艺术领域，人们一度也以“追求逼真”为信念。比如，现实主义小说如同历史学一样，也把“真实”作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到了20世纪，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以来，传统的这些观念，连同启蒙精神几乎都遭到了挑战。身处互联网虚拟的大数据时代，“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不断变得模糊，而且未来人工智能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要更为便捷、更加精细、更加高效。一旦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变成“触手可及”之事，而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的身份和意义将在何处？

再者，换一种方式来说，当AlphaGo 、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技术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同时也挑战着人的自然定义，处身技术统治的强力下，人的主体意志很可能将会被终结。由此，科技伦理将成为人类思考的重要主题，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问题，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人自身的异化、数据的暴政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大数据的主人去反思，去研究，去解决。

总而言之，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数据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可看作是史学方法的范畴。大数据作为人类身心延展的工具，也将不断地促进着传统史学方法的升级换代，从而有利于历史学向着精密科学的道路迈进。

然而，历史学并不仅是历史材料或数据的函数，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心灵和思想的函数。在人的“大脑”没有完全被改造成“电脑”之前，我们仍有理由来论证以及辩护这一不合时宜的人文关怀。

节选自顾晓伟：《大数据时代史学的人文关怀》，《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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