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澎湃，看电影？

2020年8月1日，纪录片导演范俭和杨深来在线上分享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武汉拍摄的作品。

范俭的作品《被遗忘的春天》记录了一个大型社区在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冲突，疾病带来的猜疑气氛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时日推移和疫情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这种无处不在的猜疑已经变得愈发具有象征意味。

杨深来的作品《蓝盒子》拍摄了武汉肺科医院ICU在疫情后期的景象。这家医院是武汉承担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的主要医疗机构之一。

在分享会上，两位导演坦诚地谈到了他们遇到的困难甚至挫败，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分享会实录的上半部分见《拍一部纪录片有多少坑》，以下为分享会实录的下半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夏佑至：这些年平台委托纪录片导演创作这种合作形式慢慢多起来了，反响不一。范俭和腾讯、澎湃都以这种方式合作过。对媒体平台来说，运营纪录片的方式和传统纪录片的运营方式是很不同的。比如说范俭为腾讯制作的《十年：吾儿勿忘》，最终出来是四个短片，和澎湃合作《被遗忘的春天》，出来的是60分钟的片子。在和这些媒体平台合作的过程中，你作为导演，对作品的完整性和形式感的把握，会有跟做传统的纪录长片不一样的感觉吗？

范俭：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首先我愿意去跟不同的机构和平台去合作。我是开放的。只要能找到合作的点，就双方能达成共识的题目，我会愿意去合作。很简单，你拍什么都需要有资金，而平台有资金，这一点很重要。资金最基本的就是制作费。第二，平台它是有大量的流量或者说它会推，它会把这个片子让很多人看到，这两者是我需要跟平台合作的原因。

但是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题目是我喜欢的。选题有两种，有的是他们找来给我的，比方说《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优酷找来给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做，我一看很好，我说我愿意做。另外一种是《十年：吾儿勿忘》是我找腾讯的，那么他们觉得可以这题目不错。就是说不管是别人找我，我找别人，前提是这个题目我真的认为是很好、很有价值。

包括这次深来找我说拍武汉，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是个挺好的一个创作机会。

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会坚持我对内容的控制。我会很坚持这一点。当然平台认识我的时间很久了，所以大家对我还比较信任，所以可以说90%以上的合作时间里面，大家都在内容上听我的判断，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

如果平台对我有干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拒绝合作。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过了。不是这几个平台，是另外的平台，很想去干预我。从一开始就想去干预我，我就会拒绝。

那么这是因为我已经有所谓的话语权了吗？我有一定的话语权，我可以要求，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最终我来决定这个内容该怎么去改，我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建议，但是最终是我来决定。优酷、腾讯，包括澎湃这边都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意见的，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蛮愉快的。

我当然也会适当地考虑到平台的传播特性。比方说《十年：吾儿勿忘》，考虑到腾讯新闻的传播特性，那就做成了一个系列短片集，而且短片集的版权是属于他们的。但与此同时我跟这个腾讯还合作了一个长片，现在还在做，片名叫《爱过》，是对《活着》这部长片的更长、更深远的一个延续。他们想要控制短片集的版权，可以。但是长片的版权，还是我自己的，而且长片我要拍很久，他们说可以，你要拍很久就拍很久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找到一种沟通的方法，和相互让步的可能性。《爱过》今年可能要做出来，它就是一个特别作者态的长片。我觉得平台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也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双赢或者多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你去好好操作。《摇摇晃晃的人间》最开始优酷只想要一个短片，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是只想要一个短片，20分钟的或者30分钟。但长片我做出来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我认为一般而言我给甲方的回报都不算少，还算够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还可以继续。

夏佑至：《蓝盒子》其实是深来的处女作。所以你的角色既是导演，然后也要代表澎湃跟范俭来沟通合作，而且你在澎湃里面还要负责跟很多的第三方的信息平台来合作，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未来纪录片会更多地以委托制作的方式来进行？

杨深来：我觉得是可能的。包括《被遗忘的春天》合作里，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可以把内容做得立体感更强。对于平台而言，它考虑问题更多的是运营。《被遗忘春天》除了60分钟这个版本，我们在运营的时候做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其中几个人物拆出来单独做了分发。每个人物的内容都拆成10分钟到15分钟的小短片。这些相对比较短的片子又做了第二次的碎剪运营。这些带来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长片有很多手段去做运营，来加强线上的传播。现在很多人认为在新闻客户端上面，没有人要看这么长的东西。大家一听到说有60分钟、30分钟的，甚至只有20分钟的片子，都觉得这个太长，没有人要看。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有些运营手段用上了之后，创作者的内容就有可能有个好的传播机会。

但我也并不认为说，60分钟的长片最适宜的观看场景是在线上。我认为长片最好的观看场景是在影院里。所以，长片到底要怎么运营，怎么在线上推，怎么打通线上线下，大家都在摸索，希望能找到最更合适、更好、效率更高的方式。

作为平台它始终就是衡量性价比。所谓性价比是一个非常残酷非常量化的东西。在武汉的时候，我一直在两种身份中切换。有时候是创作者的思维，有时候是平台运营方的思维，有时候切换的时候也比较纠结。但我觉得我还是能理解两方在想什么，也希望能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范俭：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还是非常感谢深来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起到了一个真正桥梁的角色。当然他要代表甲方去跟我去合作，但是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有创作情怀的中间人、制片人的感觉，这个沟通起来会比较舒服。如果只是一个自认为自己很甲方的、也不太懂创作的人来跟我聊的话，估计会要起冲突，会有点麻烦。因为我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对创作还是很坚持的。

深来的领导是做文字报道出身，对影像对纪录片并没有专门去研究，所以需要大量沟通工作。比如为什么做到60分钟，而不是做到30分钟，又比如为什么一定要拍这种纪录片？为什么不拍成10个5分钟的故事，等等，需要深来这样的角色去解释。这个过程总来说是比较顺畅的，必须制片人也是要懂创作的，才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片子澎湃拿去做了全网分发后，在微博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我们一开始没有打算把长片放在微博上，只是把一些片段放到微博上，但后整个完整的纪录片放上去之后，传播量非常之好。

杨深来：《被遗忘的春天》全网两周有800万的播放量，这个数据其实挺超出我的预料的。

范俭：对，这个数据还挺感人的。尤其是在微博上，它有个排行榜，一周当周的排行榜，我们排在第六还是第七。排在我们前面的基本上都是：第一是系列，第二是新闻栏目，第三是大制作的系列片，还有明星加盟的片子，只有我们这个，是很小体量、纯素人、单集、慢慢悠悠的纪录片，能达到这个传播量，我挺欣慰的。

夏佑至：所以随着时代变化，很需要有多方面经验的制片人、创作者和运营者。他要有创作的经验，能够知道导演的取舍，从运营的角度来讲，他也知道这样流量经济的逻辑，然后能够善用技术和流量的长处，把片子最大可能地分发到目标的受众中去。

这不是容易的事。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参加进来，然后有越来越多的线上线下的传播，能够把今天的网络纪录片生态巩固住，逐渐扩大它的影响，让更多的想做这一行的年轻人也能够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

以下为读者与嘉宾互动内容。提问与回答均经过文字编辑。

问题1:请问深来老师，您刚才提到拍摄时有很多状况外的事情，能否具体讲讲，当时怎样解决或者事后有什么反思吗？

杨深来：其实遇到了很多状况外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拍摄的 ICU的主任胡明，因为在我们当时看到他，然后决定拍摄他的时候，他确实是在一种非常忙碌，非常焦躁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比较容易有故事，有内容可以拍的。但一个星期之后，因为有其他的医疗队进了医院，他的角色变成了指挥、安排其他人的工作，设想的情节内容拍不着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从叙事的角度看，这个人物好像就空了很多，然后这时候就挺焦虑的。

胡明的孩子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是成绩大幅下降。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是医生，孩子就送到了爷爷奶奶家去，等到四五月份疫情结后，我们再去问的时候，他把他儿子狠狠骂了一顿，就觉得成绩下降，得很厉害。这个事情当时我们知道，但没有条件去拍，因为一直出入医院这种高风险的地方，我们没法去老人家里拍摄。

另一个状况外的事情是我们在ICU里的时候，发现重症病人没有办法跟我们交流，导致拍摄时间拉得特别长，到最后我们等到后面终于有一个病人慢慢复苏了治愈了，才拍到我们想要的镜头，但已经待了将近两个月，时间不多了。这个患者其实值得跟下去。因为他家里挺困难，老婆可能要辞职来照顾他。医生也说，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他老婆辞职的话，压力在后面只会越来越大。但这一部分我们暂时没有能跟下去。

所以事后反思，我觉得范俭老师说的很对，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太注意蓝光，怎么才能看到蓝光背后的东西，需要更进一步去学习。

夏佑至：医院是纪录片里经常出现的场所，因为它确实是个高度戏剧化的空间。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曾经在武汉一家医院妇产科拍摄了《生门》。纪录片导演怎么在医院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里来工作，完成叙事，确实是有非常多的门道可讲，下次我们有机会到时候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探讨。

问题2: 请问在拍摄时，纪录片人物会不会因为镜头而特意收敛自己的情绪？如何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然的显露自己的情绪。

范俭：先说说创作者的情绪。首先你得放，就是说你在一个现场里边，你只有打开你的情绪的触角，你才可能感知到别人的情绪。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触角打开，你感知不到，你感知不到你就拍不到。我们的拍摄的前提，是先在一个空间里去感知这个空间里人物的情绪、空间的气氛，以及人物跟空间的那样一种互动关系。感知到了之后，我们才能用镜头去把它呈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在现场的工作，但是说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你的触角能不能打开？你是否真的能够理解对方？

有的时候有些人做不到，有的创作者他比较粗线条，不能够理解对方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说我们首先还是要去沉浸，把你的情绪投射到那个场景里去。但是确实，放完了之后还是要有一个收的过程，收的过程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是在拍片，你是在创作，你不只是在跟他共情。你还是在工作。

我拍余秀华的时候，特别有共鸣。当她很难过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她胃痛什么的，我也会感到内心有一些压力或者疼痛感。但我还要把这一切拍下来。一方面你的情绪在调动，另一方面你的理性也在调动，你的理性就告诉你要拍，第一你要拍，第二你要在什么角度拍，第三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拍，这都是思辨的过程。最后，你要想你拍的画面，能表达多少意思？所以这是你的大脑的两个部分都在工作，都在使用。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还是有点难。

夏佑至：创作者在摄像机一头，然后被拍摄者在另外一头，摄像机给被拍摄对象的压力也是挺明显的。很多同学都有一个很大的困扰，这个人平时沟通的时候很自然，一旦机子架起来，要么就是很紧张，要么过于夸张。

范俭：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难，就是需要花时间。你需要花蛮多的时间来跟他在一起。通常我们的工作都是先建立关系，才能够拍摄，关系没有建立到一定程度，拍摄也无从谈起。所谓的关系的建立是指的一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就认识他，跟他能够随时聊聊天，不只是这种关系，是一种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建立得越深，拍摄才有可能敞开得越深，他对你的摄影机的抵制或者说介意就会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少。当他信任你之后，所谓的摄影机什么玩意的就无所谓了，就不太构成一个障碍。但是偶尔有些时刻他是不愿意被拍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刻是什么，你要注意，在他某个时刻很介意的时候，你要小心。

有的时候拍摄对象他会敏感，但有的时候他不敏感。敏感的时候我会告诉摄影师，你不要正对着他，你从背后拍，你从他侧面拍，其实这种摄影机的压力你自己都可以做试验。当摄影机在你背后的时候，或者离你比较远的时候，他对你构成的压力就会很小。当他在你的纯正面的时候，离你很近的时候，你的压力就是非常的大，你可以调整这些摄影机的角度和距离，来减少、来控制压力的程度。

我们在现场用的器材都会尽量小型化，尽量把器材变得轻量和小型，而不是大张旗鼓的一大堆东西。要减少人，减少现场人的数量，人太多，可能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压力。

夏佑至：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范俭和深来参加我们的分享。期待范俭导的长片早日面世，到时候有机会再请范俭来讲一讲他的新片。

以上为分享会实录的下半部分

海报设计：冯子凡

文字整理：艾克达、朱佳程

插图由嘉宾提供并惠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