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与外交战交加 黄奇帆为何乐观展望？

在讨论经济“内循环”时，国内学者反覆强调一点：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中国会持续提升开放水平。当中的考量十分现实，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受惠于全球化产业链，引进能源、原材料、中间商品、科技、人才与管理方式，若果走回头路推行闭关锁国，无异于是“斩脚趾避沙虫”，为免“卡脖子”而无视成本效益与分工优势。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仅是要参与，也要成为引领国之一

作最坏打算不等于打定

实则近几年来讲外部环境恶劣，讲来讲去主要都是美国在闹“脱钩”，其他国家或是从中渔利，或是不情不愿，紧跟著华府亦步亦趋的绝无仅有，封杀华为拖了个两三年，威逼利诱扭尽六壬才换得到日英加澳新这5国明确跟从，欧盟的态度仍是模棱两可留有余地。

有见及此，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大经济体根本未扬言与中国“脱钩”，甚至反对华府动摇全球经贸秩序的强势行径，中国又哪会有为“防患于未然”而先行闭门赶客的道理呢？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成果蜚然，其间引入西方阵营的资本、技术与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美国正是西方阵营的领袖。

随著中美关系每况愈下，为求作最坏打算，自行攻坚核心技术是理所当然，但在最坏的情况来临之前，局势还是千变万化之时，中国于消极一面可防止西方阵营群起而攻之，积极一面高可加强促进中外合作的基本方针，于美国重压之下突围而出，甚至反守为攻顺势促成全球产业链“去美国化”，毋须早早就打定输数低估自身外交实力。

“中国人才济济但仍要全球找人才”

外交战之所以重要，实情是由于中国的科学水平还是“站在巨人肩上”，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于去年直言：“过去的方针是砸钱，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但又有多少人还在认真读书？”

中国的科技应用有独步全球之处，但在商品化赚大钱背后，科研基础却是仰赖于人，而一时间单靠自身追赶是远水不能救近火，任正非就同样很直白地表示：“光靠一个国家恐怕不行，虽然中国人才济济，但还是要全球寻找人才。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抱这个世界，依靠全球创新？”

形势虽然充满挑战，但个别专家还是持乐观态度，例如重庆前市长黄奇帆。他于9月23日出席新基建新经济高峰论坛时便表示：“新基建为数字时代中国的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大量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将不断涌现，社会治理的效率不断提升，数字时代的财富效应将助推中国GDP走向全球领先，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引领数字革命。”

新基建能否“换道超车”成关键

根据其意见，中国适逢第四次工业革命，属于新旧基建交替的关键时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黄奇帆又引述数据指：“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

由是观之，“内循环”与“外交战”虽然互为表里，但至于外交战的份量有多重，当中就不得不去考虑未来科技的发展性质，而最关键的问题是新科技与旧科技的关系：到底是如智能电话般建基自电脑与互联网，新事物亟须脱胎自旧事物，抑或如印刷传媒与互联网传媒般，两者运行于各自的技术平台，功能类近互相竞争，新事物大有迅速取代旧事物之势？

假如答案偏于后者，中国确实有可能较小受外交战制肘，兼且于全新的技术平台上实现“换道超车”，黄奇帆即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可以称为数位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而已。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仅是要参与，也要成为引领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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