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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图灵奖得主、体系结构宗师David Patterson亲述开挂的人生

【导读】ACM刚刚公布了2018年的图灵奖得主,计算机体系结构大师John Hennessy和David Patterson两人共同获得此殊荣。ACM的颁奖词这样评价他们的工作:“他们为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设计和评估开创了一个系统的、量化的方法,并对微处理器行业产生了持久影响”。

两位大师得奖的消息短时间内就快速传开,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也让我们对两位大师产生了好奇,2007年有一篇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对David Patternson的采访,采访中,Patterson教授介绍了他当年求学、求婚、科研经历,讲述了早恋早婚、如何误打误撞的进入了Berkeley、 如何开展了RISC的研究、RAID如何让EMC重新获得新生的巧合,当然还有他和John Hennessy教授的那本经典教材的幕后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传奇人物背后的故事。

采访原文刊登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结构国重快讯》,译自包云岗、霍玮等老师,包老师网站还有一些更详细的内容:

☞http://asg.ict.ac.cn/baoyg/data/David-Patterson-Oral-History-Reduced.pdf

英文原版采访稿可访问:

☞http://archive.computerhistory.org/resources/access/text/2012/04/102658154-05-01-acc.pdf

口述历史:David Patterson

问:我是John Mashey,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理事。好,那我们直入正题吧。Dave,请给大家讲讲你以前的故事吧,比如你是怎么选计算机这一行的。

David Patterson: 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我父亲曾上过大学,但他最后还是没能从大学毕业。我熬到毕业了, 所以我比他强一点。那时我们高中开了大学数学预修课,我记得我上了一门微积分课。那门课的老师上课时总说他人生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我也想成为一名精算师,但我其实也不知道精算师是做什么的,就觉得和数学有关,所以就选了数学专业。我在 UCLA 上本科,大三时有一门数学课取消了,所以我就只能选了一门计算机的课算学分。那时我知道什么是计算机,但其实我并不感兴趣。我想是那门课让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问:那是什么时候?

Patterson: 那是1967年。当时其实没有计算机专业,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后,就开始上其他计算机课,后来遇到了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 Jean Lubert,他还没出去找工作,留在学校帮忙教教书。我上了 Jean 的编译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门课,课堂表现也很出色。我想是在大四时,我决定改行了,改做计算机。于是 Jean 帮我找工作,把我推荐给各个实验室,最后他给我找了一份网络员的工作。

这份工作对我太重要了,那时我生活有些拮据,主要靠打工上学,养家糊口。我在大三前就结婚了,应该是 19 岁,不好意思,我结婚比较早,不过不是闪婚,我和太太 12 岁认识,16 岁开始约会的。所以那时我主要靠打工养家糊口。后来我就去实验室工作,但我没想过读研究生。后来觉得读研似乎经济上还比较划算,所以就想拿个硕士文凭,但我们的大儿子已经出生了,所以我心里很忐忑地问太太,“我能读研究生吗?”我太太说,“没问题,我很喜欢 UCLA 的学生宿舍。”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感谢 UCLA 的学生宿舍!

Patterson: 我当时只想读个硕士学位,可是实验室的人都想要读博士。他们觉得我也可以读个博士。于是我就和太太说“嗯~ 我喜欢这里,你觉得我可以读个博士吗?”。

她说,“好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聪明,那就读吧。”这样我就瞎打瞎碰成了博士生。

问:那么后来你怎么到了伯克利?显然今天你已经在伯克利扎根了。你的家也在那儿。明显你找对地方了。

Patterson: 嘿,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坐好了,听我慢慢讲。我在 UCLA 读了很久,中间又生了老二,你知道,我需要养家糊口。我的弟弟妹妹都开始买房子了,我还在住学生宿舍。我心里想是时候该找个工作了。但我没有面试的经验,也没人指导,只能靠自学。

我完成了研究项目后就开始找工作了。有个朋友在马里兰大学当教授。我去那做了个报告,不过讲得很不好,只有 20 分钟。朋友把我拉到一边说“Dave,1 个小时的学术报告至少应该讲 40 分钟啊。”后来我又面了科罗拉多的两所大学,他们都要我了,但我和太太都对那的环境不太满意。我太太 Linda 是在加州北部长大的,她喜欢北加州。所以她说,“我想我们应该去伯克利,我很想在那里生活”。我当时就懵了,跟她解释,“Oh~~ 亲爱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学术界的潜规则,UCLA 比伯克利档次低啊,我要去 Berkeley 是不太可能的”我太太说,“哦,那好吧。”后面开始不断地唠叨我。我的申请开始有结果了,还有了个贝尔实验室的 Offer。有一天,我太太又问,“伯克利怎么了?”我说,“嗯,我申请了,但他们还没给我答复。不过我有贝尔实验室的 offer 了。”我太太很不满意,埋怨道,“进展太慢了,你该给伯克利打电话!”

问:那是什么时候?

Patterson: 是1976年。是1976年春天。面试后期我太太一定要我给伯克利打电话。我也被逼无奈,就硬着头皮给 Berkeley 计算机系主任打了电话,说“喂,你好,我是 Dave Patterson。我已经有了贝尔实验室的 Offer,我想问问 Berkeley 的申请怎么样了?”巧的是系主任 Elwyn 正好刚从 Berkeley 跳到贝尔实验室了,我心想,“嘿,系主任也去了贝尔实验室,这可能是好事,说不定 Berkeley 会给我机会”。Elwyn 在电话里跟我说“嗯,好的,我知道,你在申请人中排前十,但不好意思,还不是前五”。我当时一听,心想还不错,至少排前十了。后来才发现,Elwyn 对所有的申请人都这么答复。不过他答应把我的简历找出来再看看,因为那时 Berkeley 决定做硬件。他们已经招了 Al Dspain,然后就把我的简历给了Al。Al 看完我的简历,很感兴趣。他出差时顺便到 UCLA 和我聊了聊,然后邀请我在六月去 Berkeley 面试。这次我做了个很好的报告,听众反响很不错。就这样我拿到 Berkeley 的 Offer 了。

问: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今天的那么多收获还多亏了你太太的唠叨啊。

Patterson: 是的,没错。我太太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她,我有了今天的工作。那时,学术界的工资比较低。我想我还保留着当年的聘书,年薪一万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都有房子了。我对太太说,“Linda,我们在学校宿舍住了很久,过去我们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牺牲。现在我找工作又要去一所学校,你是不是想让我去一个公司然后买房啊?”她反问我,“如果你现在放弃Berkeley,先去公司,那以后你改变主意还能再回 Berkeley 吗?”我说,“哦,这个不太可能”。“好,那如果你先去伯克利,然后再想跳到公司呢?”“这个还是很容易”。她说“那就好了,去 Berkeley,我们会穷一些,但我们会很骄傲”。所以,在过去 40 年里的很多时刻,我太太都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她那么多无私的决定,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伯克利的研究

问:现在你到了伯克利。谈谈你在那里的研究工作吧。

Patterson: 我是1977年1月到伯克利的。大家都想让我做并行结构,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打算做并行结构。我找了已经是副教授的 Al Despain 做 Mentor。我们开始谈论如何做多处理器,我们目标非常宏大。想从头到尾重新设计微处理器,程序语言和操作系统。实际上我们什么资源也没有,没有任何资助,也没有计算机,只能共用系里的机器,然后写写文章、技术报告。

有一天,原来在 CMU 的 Sam Fuller 教授给我电话。之前我在找工作时和他打过交道。后来他去了 DEC,他说“嗨,我喜欢你做的微程序研究。我们也正在用微程序设计 VAX,但发现很多 bug 和其他问题。你愿意来 DEC 交流交流吗?把你的技术转让给我们,如何?”我说,好啊,我愿意。

1979 年的秋天,我就申请学术休假,去了麻省的一个做 VAX 小型机的分部。在 DEC 的那段时间,我停下手中的研究,有时间去思考一些我以前没考虑过的问题。比如,在学术界做研究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在学术界哪些可以做?哪些又做不了呢?你需要什么资源?你又有什么资源呢?在 DEC 正好给我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段时间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研究生涯的转折点。

工业界的项目

问:我有点好奇。你做了很多和工业界有关的项目。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开始这么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学术界的人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但和现实世界是脱钩的。

Patterson: 我想这是因为我没得到过很多的指导吧,没人告诉我该干什么,我也没在大课题里干过,都是自力更生,必须自己搞定一切。我们是做体系结构的,当时已经有人在卖微处理器,所以有产业基础,对吧?我觉得这很关键,这不像那些还停留在哲学层面,需要反复辩论的东西,我们有想法,就能找到地方去试验这些想法。所以不断和工业界互动就很重要,一方面当你觉得有好想法时他们可以来检验你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们会帮你发现研究问题,帮你确定一个问题是否重要。有趣的问题很多,但它们又有多重要呢?所以我总是在和工业界互动中判定一个问题重要还是不重要。

问:不管怎么样。你回到伯克利了。

Patterson: 是的,我回到了伯克利,但我带着工业界第一手体验回来的。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微处理器是计算机的未来。但问题是在哪儿?我在 DEC 时有接触过微程序芯片的开发,做一点改动就会出现一堆 bug。所以我在回 Berkeley 前就开始写一篇关于未来 VLSI 设计的报告。我认为,首先 VLSI 是微处理器的未来,但我们必须直接用微程序,还需要提供打补丁方式来修改微程序中的 bug。我把文章投到 IEEE Computer 杂志,但被拒了。Review 意见是:这是一种愚蠢的设计计算机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设计计算机毫无意义,要额外的存储,要增加成本,还有打补丁,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面临两个设计方法,一个是用微程序但一堆 bug 的 VAX 设计方法,另一个是我提出的设计微处理器的愚蠢的办法。怎么办?两个似乎都是对的。我在 DEC 的思考让我想清楚了如何利用学校的资源来做事,那篇文章被 IEEE Computer 以这种评论拒了,促使我决定启动 RISC 项目,因为我当时满肚子都是火。

我一月份回来后的第一个学期,开了一门研究生的高级课。课上,我们写了很多 RISC 的报告,要选课的学生来审查这些想法。我在开课时就想好怎么在大学里做好这些事。好了,每门课都有个最后时限吧,这个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的,如果学生项目没完成,那就要不及格了。

问:这很像现实世界发布产品。

Patterson: 是的,第一课用模拟器验证想法,下一课就是真做一个微处理器。那是个秋季学期,我们做 RICS 1,另外两个人做 RISC 2。一开始分别被称为蓝军和红军,后来我们才改为 RISC 1 和 RISC 2。红军的两人是没有课程限制,随便做,做一个比蓝军更好的东西。其他人只是当作业做。那两位同学最后变成他们毕业论文工作了。这是一个系列课,从我回来的第一课开始,到做成芯片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回想一下那时的情景,能做出芯片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你对现在的人讲“嗨,它可是有四万个晶体管,那有多难啊!”但对我们,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硬件,而且能工作。我们是和 DEC 那样的巨人在对抗。

问:回顾那段时间,大学和前沿技术靠的非常近,能做有意义的前沿工作,但其他很多时候大学要爬的山还是比较难的,那时好像是大学做研究的黄金时期。

Patterson: 我同意。我想这是80年代初。

RISC的后来

问题:那RISC后来呢?

Patterson: 在一个夏天看到进展了,我们做的芯片真的能工作。所以我写了论文初稿——“The Case for Reducing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s”。我把初稿发已经毕业去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学生。他做了很多批注,都是很重要的正面反馈,所以他也成为了论文共同作者。但是我很清醒,冷静地思考,我们还需要一些负面反馈,需要一些辩论。我其实心里有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结果,看到这些结果时我就觉得“哇,我们应该能行”。我想如果把这些结果发表的时候,能引起大家争论,那就会对我们有利些,多少会对技术转让有帮助。

所以我们写完文章后,发给了在 DEC 的朋友们。我做事的方式是希望能尽快得到各方的反馈。我把论文寄给了在 DEC 一起工作过的 Doug Clark,又发给了 Bill Strecker。Bill 回信问,“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发给我?”。我们说,“我们想这篇文章发表到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上,但还没有推荐”。“好,我们会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你们的观点”。听起来很不错,我喜欢这种公开争论学术观点的方式。所以我们写了 RISC 的文章。他们写了驳斥。文章发表在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上。这是一种实力不均衡的对话,一边是来自 Berkeley 的菜鸟,一边是令人膜拜的 DEC VAX 的架构师。

我们双方不断争论,我开始兴奋了,我想, “嗨,这是一场战斗!”我们的争论引起更多人开始关注,大家开始讨论这些想法。但到后来大家讨论时似乎有情绪了,有人直接说“你讲的是个危险的想法,应该停下来。”好吧,反正当时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讨论时很激动。后来 John Hennessy 也加入成了我的战友,我们在 ISCA 会议上有一系列辩论,每次都好几个小时,应该是辩论了三次,每次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到了,因为这一场战斗,有人加入,有人围观,反正很火爆。等等,让我插一句,大家都好奇,“嘿,挑起战斗的是谁?”“原来两个菜鸟助理教授,还不是终生教授那!”所以我和 Hennessy 两人让那些大公司十分恼火。可能因为我的个性,我在这场争论中比 John 还过头了点。所以,现在他是大学校长了,我还是个教授。那帮人估计真的对我很生气。

问:我想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惹着他们了。好了,那让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几年,后来你似乎不做微处理器了,改去搞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Patterson: 嗯,我们看到RISC能工作,后来还是又做了一系列的RISC项目,当时做处理器非常热门,它的速度也提高得很快。

后来,Berkeley 把 Randy Katz 又招了回来,他是 Berkeley 毕业的,在外面转了几年。那时我们都用苹果计算机,他也搞了一台,上面带了软驱。一次他买了张空白软盘,然后拿在手里说, “哇,看这个软盘多小啊”。当时软盘确实是很小的东西,也就 5 英寸多。Randy 又问,“我们能用它们干点什么?”我也不知道能用它做什么?但我们觉得,它也许就像集成电路革命那样,蕴含了新的机遇,可能暗示着什么?我们在伯克利做的许多项目就是从这样的问题开始的。

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处理器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应该用有什么样的存储系统来应付这些高速处理器呢?而且,微处理器让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做多处理器。但磁盘只有这么小,怎么办?显然磁盘性能跟不上处理器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应该找一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讨论时想到了一个想法,哈,我们可以用很多小的磁盘来代替那些 IBM 大型机里的单个磁盘。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发给了 Berkeley 以前毕业的学生,现在 IBM 工作。这篇文章或多或少被那些学生给否定了。理由是,好,你们要用 40 个小盘替换一个大盘。然后呢?可靠性也要坏 40 倍,对吧?所以这个想法不靠谱。我们就说“嗯,很好的观点。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来想想怎么能搞定可靠性问题。”于是,我们首先想到了第一个纠错方案,然后是奇偶校验方案,最后终于想到了 RAID 5 方案。然后我们又开始和人们谈论这个 RAID 5 方案。

但大家反应是:“哦,我知道那个,就是串联、镜像嘛” ,

我们说“oh,不是的,我们的想法和那个不同,我们是纠错。”

“我知道那是什么。Thinking Machine 那些并行机不也做纠错吗?” “额~ 不是的,我们的 idea 还是不一样”。

看来我们需要好好解释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同。我们需要写一个分类(taxonomy)文章来解释这些不同,我是第一作者,我就来列举了各种方案。第一个是镜像,我们叫它 RAID 1。第二个是用纠错,叫 RAID 2;然后再奇偶校验,但只能做大块传输,叫 RAID 3;然后一个变化是 RAID 4。最后是我们想出来的新方案,就列为 RAID 5。

那时我们正在做一个大项目,我们就想该怎么处理这个 RAID 想法呢?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发表了。那下一个投稿截止日是哪个会议?是一个数据库会议,SIGMOD。于是我们向 SIGMOD 投稿了。

问:那篇文章让你更出名了。今天也已经是很大的产业。

Patterson: 对,RAID、还有网络存储是很大的产业。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我们正在宣传 RAID,那时在波士顿的 EMC 公司,生产兼容 IBM 插槽的廉价内存,

但 IBM 改变了内存插槽,逼的 EMC 不能再卖内存了。所以他们需要开发一种新产品,正好我们的文章到了他们桌上,于是他们就进入了存储领域。可以说是 IBM 把他们从内存行业逼到了存储领域,却在存储里做到了老大

问:是啊,我以前在SGI的同事总是说,CPU是用来show的,I/O才是用来赚钱的。

Patterson: 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

体系结构教科书

问:然后,我记得你和John Hennessy就开始写那本量化体系结构的书了。

Patterson: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块好多年,当时我们为教材烦恼,那时的计算机结构教材就和商品目录一样,一张列表,这是研究项目 A,这是计算机 B,然后一个一个介绍。但 RISC 理念和这种描述方式很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写一本书了。而且那时我要当系主任了,从 1990 年 7 月 1 日开始。

我就跟 Hennessy 说,“John,因为我要当系主任了,我的学术生涯就要完了。写本教材是估计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个学术贡献了。我们一起写吧。”于是我休了学术年假,Hennessy 也休学术年假,我们找到了 DEC 的西部研究中心作为讨论的地方,我们每周去三次谈论写书的事。那段时间,Hennessy 和我都觉得,这是我们写博士论文以后最难写的东西。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把写书当做一个计算机项目,有 alpha 版,接着 beta 版,最后完成所有的设计,然后开始找出版商。我给书起了名叫“一种量化方法”,副标题是“计算机体系结构”。

问:关于那本书,我记得当时立即就把它作为一本重要的体系结构书读了。

Patterson: oh,谢谢!

网络连接工作站NOW

问:让我们再回到后来的研究工作。我记得有段时间你在做用网络连接工作站的项目 NOW。我很好奇,谁在给你们项目起名字啊,你们项目缩写名都很有名。

Patterson: 哈,首先我想在学术界要找到一个好的缩写名是不容易。我有一个同事喜欢根据天上的星星给项目取名,结果那名字我都不会读,也不记得是什么意思。我想我适合去销售部门,因为我找到了一些窍门,首先缩写名应该能表达项目的含义。然后,如果你要能挑选一个大家很容易记住的单词来做缩写名,如果这个单词字母比较少,那就完美了。

问:嗯,没错,你去销售部门也会有位置。所以,RISC,RAID,然后下一个是 NOW。

Patterson: 对啊。1990年我学术休假,去了Thinking Machine,看到他们用微处理器搭多处理器并行机。他们还是用造大型机的方式,用一堆芯片去搭并行机。我就想,如果用一堆工作站来搭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因为我看到工作站技术更新非常快。你可以用一个盒子去搭,所有东西都放到一个盒子里面,而且你可以买到一堆价格很便宜的盒子,因为 Sun 已经在量产工作站。我结束学术休假回到伯克利,就想,老天,Thinking Machine 那种造机器的方式有多糟糕啊,现在网络也变得越来越好。我需要找人讨论讨论, 找到 David Culler,一个年轻人,在 Thinking Machine 干过;然后 Tom Anderson 加入研究操作系统,还有一些其他技术。我开了一门研究生课程来讨论,慢慢课程讨论有了眉目,我们有局域网,有工作站,这已经是一种多处理器并行机了,所以我们就启动了 NOW 项目。

John Hennessy 这次成了我的对手,我们做 NOW,他们做 DASH,分布式共享内存机器,支持 Cache 一致性而不是工作站机群。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两种对立的设计哲学。做 RISC 的时候,我想和 IBM、斯坦福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 DASH 和工作站机群, 则真的是对立的。我们的目标都是要造可扩展的大规模并行机,但技术路线则完全不同。

研究以外的工作

问:让我们聊点别的。你当了一段时间系主任,后来你也做了一段时间的 ACM 主席。

Patterson: 是的。

问:谈谈那些经历吧。虽然这些不是研究了。

Patterson: 对,那些不是研究,但我还是做了不少这类事情。我想当个主席来结束我的职业生涯,因为我的好朋友 John Hannesey 当了斯坦福的校长,这事激励我也该找个什么主席当当。后来还真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问:我们的问题快结束了,还是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聊得那么多事情吧,首先我想问的是,你觉得这些事情给你人生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Patterson: 嗯,我是不是太老了?所以问我这种问题。(笑声)

问:对不起,但我们俩都到这把年纪了。

Patterson: 那好吧。如果要说最大的体会,我想是乐观吧。当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谨慎的乐观。我做过很多只有五六成把握的事情,有的甚至只有四成把握,我总是说“去干吧,让我们先试试看再说”。这种乐观方式对我很有效。我想如果我稍悲观一点,就不会给伯克利打电话了。当然也有很多事我没有做成,所以我说是谨慎的乐观。其他的体会的话,就是跟随自己的心, follow your heart。有人让我给些指导,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想,天那,如果你自己对做的事都没有激情,很难想象你会成功。

最骄傲的时刻

问:所以你有很伟大的成就。你能回忆一下最骄傲的时刻吗?不管是技术方面还是其它方面。

Patterson: 哦,我想最骄傲的时刻是我家庭的点点滴滴。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这一路过来并不容易。我还记得当时结婚了,接着又生两个儿子,心里就觉得,惨了,要开始有麻烦了!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就觉得经济上有些麻烦了,老二出生时,我感到强烈的经济危机了。心想,嗨,我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了,要养家糊口了。

收到伯克利的 Offer 也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后来我又获得伯克利杰出教学奖,伯克利给我 Tenure 时,我很高兴,但又有点不安,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应该是给 Peterson,而不是 Patterson。

我想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例如,发现我们的芯片能工作那一刻,简直就像是魔术。你一个 bit 一个 bit 的拼起来,存到磁带中寄出去,过段时间芯片就回来了。但心里就很忐忑,到底会发生什么?会不会烧掉?能不能工作?会不会发生其他什么事?

问:对于这些经历,有没有一些转折点把你带到了这条道路?

Patterson: 回顾我的个人经历,我想,Jean Lubert给了我很大帮助,帮我在本科是找到工作。我的太太为我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很多牺牲。在学术方面上,很明显,去 DEC 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能停下来思考在在学术界怎么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套用我刚才给的建议,跟随你自己的心。有人会跟你说,“你想做什么啊?很多人想让我做这个?”或者是“你想做什么啊?我打算做这个”我一般都回答,“嗯,好的,我做那个。”

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最大的贡献

问:你有许多贡献,你觉得哪几个是对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最大的贡献?

Patterson: 哇,对这个领域最大的贡献,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问:或者说那些贡献的影响力。

Patterson: 影响力,我想RISC和那本量化方法书改变了人们设计计算机的理念。其实后来还有其他不同的理念,所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影响力。至于 RAID 嘛,以前很多书讲如何设计可靠系统,但市场很小。我想那时只有使用 ECC 的内存是常见的。如今 RAID 毫无争议地成了存储领域的标准。现在你再读关于可靠性的各种技术,就会发现人们讨论的很多可靠性技术,都在存储领域有所使用了,这可能算是一个大的贡献吧。

问: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的访谈,谢谢,Dave。

Patterson: 谢谢,John。

访谈结束

本文分享自微信公众号 - 新智元(AI_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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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发表时间: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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