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器人能拯救“老龄中国”吗？

“操作的时候你上身保持平衡，下压手柄60度，找准重心，几乎就不需要用力了。”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金杨敬老院内，锝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旭东正在亲自为护理员工培训这台来自德国的 S-max sella载人爬楼机器人的使用方法，能否操作好这个“新伙伴”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上下楼梯，是该敬老院员工技能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该机器人也被视为“养老机器人”。凡是独立或者辅助帮老年人护理生活的，广义地都称为“养老机器人”。 这台载人爬楼机器人外观上几乎与普通轮椅无异，只是在座垫下方多了带有机械腿的爬楼组件，座背后安装了操作手柄。孙旭东告诉《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爬楼机的两条机械腿其实是模拟了人类拾级而上时腿部抬起、下落的动作。打开电源，调节速度，长按启动键，两条机械腿从爬楼组件中缓缓伸出，抬起然后攀至下一级台阶，带动机身向上或向下移动，然后自动收回，如此反复操作完成楼梯攀爬。

2014年初，金杨敬老院花费了近4万元向国内独家代理商锝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这台德国原装进口的爬楼机器人，最高负重135kg的 S-max sella能够适用于台阶高度12到23.5厘米范围内的所有楼梯，操作手柄还能够调整宽窄以及高低，以适应不同楼道环境。“刚买来的时候谁都不敢用，现在加入了考核标准，可谓强制学习。”金杨敬老院院长邵莉娟向《21CBR》记者解释。 金杨敬老院的前身是陆家嘴街道敬老院，1997年因为浦东开发开放，从陆家嘴迁址灵山路一栋两层建筑内。“这里根本没法改建装电梯，虽然只有两层楼，但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尤其是老人生病的时候。”邵莉娟说，“特别在晚上，每个区域值班人员少，2楼老人一旦需要紧急就诊，还要找工作人员一起扶下楼，既花费精力还很危险。”如今，一位护工就能帮助老人轻松上下楼，护理资源因机器人得到了扩展。 金杨养老院的故事，显示了智能机器设备在养老护理中的巨大潜能，同时也预示着一个重要命题：学者们不能只估算中国社保养老金缺口，也要估算未来中国养老的护理劳动力缺口。养老不仅是花钱，也是出“力”。 后者更重要。 Hello，新护工 2012年的圣丹斯独立电影节上，科幻影片《Robot and Frank》赢得了艾尔弗雷德.斯隆特别奖，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轻微失智老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故事。有趣的是，编剧Christopher D. Ford为故事预设的时间是——“扑面而来的将来”! 机身内置烟雾传感器、煤气泄漏传感器、门磁、红外等传统安防系统，一旦设备报警，好博特便会主动拍照并通过彩信以及邮件方式向主人发送警报。机器人配备有低电量自动回充技术，低电量时，会自主回到充电座进行充电。 而特别设置的老人跌倒传感器，则被瑞泰智能科技的市场经理李超称为最大的卖点，“跌倒传感器是佩戴在老人身上的，可以根据需要配多个，传感器的信号和机器人是相互联系的，一旦有信号传出被获取，它就会通过短信向主人发出报警信号。从传感器识别跌倒至发出警报有一个10秒钟的间歇，以判别老人是否是真的跌倒，是否可以爬起来。家属或者工作人员能够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网络设备远程操作机器人的摄像功能了解情况并采取救援。” 在玉山福利院试用期间，原本由多名护理人员完成的巡房任务被好博特取代，带有路径规划、壁障功能的机器人每天自动穿梭在各楼层，原本隔三差五需要巡房的工作人员则在办公室内通过电脑接收好博特传送的摄像画面，掌握老人的作息情况。 《21CBR》记者还体验了与好博特共同进入福利院试用的一款智能助行机器人。作为国家863助老助残机器人项目，这款机器人除了具有普通的电动轮椅车的代步功能，还能帮助老人起坐。持续按动右手电子控制屏的“起身”按钮，随着椅垫的角度逐渐垂直完成站立动作。 更特别的是，选择康复模式后，座椅下方的两段机械按摩臂就会紧贴腿部上下运动，进行按摩刺激。“我们研发时走访过不少康复医院和敬老院，病人基本由护工或者医护人员负责每天半个小时的收缩拉直，保持刺激，所以我们就在轮椅上增加了这个结构来取代人的重复劳动。”李超对《21CBR》记者说。 毫无疑问，从上海到昆山，在中国这个老龄化大国里，养老机器人正在大规模“崛起”。 谁能照顾他们? 一项针对北京地区的养老院调查表明，一些资源较好的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大多数养老院则害怕医疗护理方面的风险，将重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失能失智老人拒之门外，真正有需要的老人反而进不了养老院。

专业护理人力资源的缺乏是养老院的最大瓶颈。养老院最担心的是没有足够和专业的人员去照料他们，害怕出现意外，承担医疗、法律和道义风险。 “现在养老护理员的缺口主要是由随丈夫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来弥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21CBR》记者，“一部分是养老院短期雇佣的，因为这些妇女经常随打工丈夫而流动;一部分是老人自己雇佣的保姆，大部分也是农村的，也干不长。”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告诉《21CBR》记者：“从目前护理人员结构来看，以女性外来流动人口居多，但这部分劳动力一旦有了孙辈或者进入老年通常会回归自己的家庭，年轻女性又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愿意从事养老护理行业的比例不断下降。” 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难辞其咎。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下称《报告》)预测，中国2013年到2021年将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但老年人口随后迅猛增加，由2.58亿人增长到3.71亿人，年均增长1260万人，老龄化水平在2024年达到20.3%，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专家易富贤为《21CBR》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供参照——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9%增至20%的时间：日本27年(1979-2006年)，发达国家(作为整体)60年(1963-2023年)，美国72年(1957-2029年)，中国只用了23年(2010-2033年)。 如果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扫描整体图景，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劳动力供应似乎是无限的，导致工资长期压低。但越过“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变得短缺而昂贵。尤其是计划生育形成的“人口断层”效应，未来一对夫妇要面对4个老人的日常照顾问题。他们会不堪重负而逃避，家庭养老模式岌岌可危。 这必然会形成连续的“机器人需求”：生产的劳动力短缺让人们遐想到工业机器人，而养老的劳动力短缺则让人想到养老机器人。 日本虽然“少子化、老龄化”，但它没有中国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断层”，即“421”少子家庭结构的老人成为高龄人口，造成的突然性“代际短缺”。事实上，御宅啃老文化的兴起也反映出日本独特的家庭养老文化，“父母养活子女、子女照顾父母”。但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子女照顾父母。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空巢老人规模已突破1亿大关。2012年中国有至少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约7万个数量持续增加。

易富贤认为，相较其他国家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的常态，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结构突变使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欧美国家，照顾老人还是依靠年轻劳动力，而且即使在美国，因为机构收费昂贵，家庭养老还是主要模式”。 “十一五”期间提出的“9073”(90%是家庭养老，7%是社区养老，3%是依托机构养老)养老格局中，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式微。中国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子女流动性增强，传统的反哺式家庭关系正在被瓦解。彭希哲直言，中国社会的变迁让过去的反哺式家庭模式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养老机器人行业在中国，可能比在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 技术供给主义的无奈 鞠川阳子，日本养老产业专家，2009年成立阳子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养老咨询服务。她告诉《21CBR》记者，虽然中国养老市场看似热闹，其实“只是积极围观的企业居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产业相关标准、政策和法规”。中国养老业的制度建设非常迟缓。 再以欧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