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驾驭烈马——中国新经济的创新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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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加速发展。随后，大致以2007年苹果智能手机上市和2009年新浪创立微博为标志，中国新经济勃然兴起，出现了和此前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新局面。这个新经济，技术上主要依托移动互联网，以智能手机为核心，业态上有众多创新，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行业、新商业模式、新企业。

本文的读者和我都是中国新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程的亲历者。这十几年间，各种新事物、新概念、新环境层出不穷，有时简直达到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程度。我曾经想，最好有人把这个激荡而丰富的过程记录下来，让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这个巨大的时代变迁能有更完整、更系统的认识。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书《中国新经济：创新与规则》。这正是我想要的记录中国新经济发展历程的书。

这本书用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新经济中选取了社交媒体、算法规则、隐私和信息保护、在线教育、网约车、无人驾驶、生物科技、短视频、共享经济、在线旅游这十个领域，详细记录了这些新业态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和相应的规则、制度建设，是对当代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一个全景式描述。

社交媒体、网约车、短视频新经济业态，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带动力。一方面冲击甚至摧毁了原有的经济业态，另一方面为经济增长开拓了新空间，有效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

受到新经济业态冲击的，不仅有原来的经济业态，还有社会的管理规则和制度。毕竟，在新经济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很多人的利益被触动、被削弱，当然，同时有更多人受益。在受损者和受益者之间，有很多调整、平衡工作要去做。

原有的社会管理办法，适应的是原来的经济业态。新经济业态出现以后，很多相应的管理办法都显出不足乃至空白。这种“无政府”状态，一方面让新经济的发展有充分自由的空间，但也必然形成相应的社会问题。如果规则、管理不能及时跟上，新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后继无力。

新经济就像冲劲十足的烈马。烈马虽然力气十足，但如果不能成功驾驭，烈马反而会造成危害。只有出色的骑手成功驾驭住烈马，烈马才能为人所用，成为人们的好帮手。

以网约车为例。此前，绝大部分国家对出租车都实行牌照管理，也就是控制总数量。这是因为，城市道路的承载量不是无限的。长时间运营的出租车占据大量道路资源。如果出租车太多，势必造成交通拥堵。网约车出现以后，事实上突破了出租车牌照管理。这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措施跟进，大量网约车会让城市道路不堪重负。这会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甚至造成社会对立情绪。对网约车行业本身，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此，面对网约车等新兴事物，社会管理如何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就成了摆在社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并不是在中国起源，但中国的新经济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乃至遥遥领先的地步。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中国新经济的企业家们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及时应对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推出了相应的管理规则和制度。实践表明，这些规则和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会暂时抑制行业发展，但从长期和整体来看，为新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新经济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不是更小。

规则和制度的及时跟进，正是中国新经济在全世界领先的“秘笈”之一。有人认为，新经济发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自由”和“企业家才能”，政府管制越少越好。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合适、准确的政府管制，是行业发展的促进力量。

比尔·盖茨在微软的发展过程中深刻意识到：“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时候确实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那种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完全不管的观点，是机械和错误的，在现实中，其他国家之所以在新经济发展上不如中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政府没能及时跟上技术的变迁推出适当的规则和制度。企业家的“自由发展”，反而让行业走进了死胡同，或者从一开始就无法找到发展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新经济的成功，是中国制度优势的表现和结果，或者说，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家合力协作而成。

《中国新经济：创新与规则》这本书抓住了技术创新、产业变迁过程中的核心关系，那就是创新和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试图通过对新经济发展历史的梳理，战士科技变革中包括法律和伦理在内的社会规则从不适应到调整变化的过程，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因素对新经济和规则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第4页）

接下来，我选取书中提到的社交媒体和网约车这两个典型案例，概括说说规则和创新是如何互动的。

2009年新浪微博创立以来，社交媒体在中国迅速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核心角色，替代了以往的报纸、广播、电视的舆论角色。社交媒体产生之初，给人们一种感觉，舆论场将会出现“去中心化”，以往报纸、广播、电视的那种“中心化”方式将被彻底颠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初期，社交媒体确实有“去中心化”的现象，但随后却演变为“再中心化”。只不过，占据中心的人发生了变化，从以往报纸、广播、电视的编辑记者评论员，转变为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大V等。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对社交媒体的管理，逐渐摸索出“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管理方式，并且，推出了一系列专门立法，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二十多项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这种繁复的管理，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抱怨，但多年实践以后人们认识到，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管理，虽然让相关企业和用户感到一些不方便不自由，但却真正保障了社交媒体的长期健康发展。

相反，有的国家对社交媒体管理不善，结果，不但他们的社交媒体发展远远不如中国，而且，混乱无序、缺乏管理的社交媒体成为国家动乱的源头。不少国家痛定思痛以后，才认识到中国这套管理办法的高明和先进。

网约车是另一个“有效管理促进行业发展”的例子。网约车出现以后，对这种新兴事物，中国政府采取了充分容纳和适当鼓励的态度。2012年，网约车在市场中出现；2014年，微信支付加入网约车业务链。在很多方面，网约车能提供以往出租车难以企及的消费者体验，比如精准约车、无现金交易、司机乘客信息透明、全过程监管等等。

2015年，滴滴、快车两大巨头合并，展开对Uber的竞争。2016年，交通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网约车发展开始加速。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在世界各国攻城略地的Uber，在中国市场却遭到惨败，后来干脆被挤出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政府对网约车也不是一味支持，而是一边支持，一边严格监督，根据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随时调整、丰富管理办法。滴滴顺风车出现安全事件以后，相关管理规定及时跟进，打消了消费者的安全顾虑。另一个重要事件则是2022年对滴滴公司的重罚，罚款高达80.26亿元。

重罚的原因就在于：“掌握着数量可观的用户隐私数据和汽车交通运输、地理信息”的滴滴公司，在海外上市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重大数据安全问题，对整体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和威胁。这方面的问题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非常重要，但市场本身却不可能阻止和纠正安全的隐患。这是国家应尽的职责。中国政府履行了这个应尽职责，不但保障了国家安全，也让行业可以继续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现实，非常丰富，其中蕴含着无数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以抽象为重要的理论。但是，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的学者还不够多。现实快速变化之下，大量有价值的经验不待归纳整理，就被人们遗忘了。

看《中国新经济：创新与规则》这本书，我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其中讲述的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读起来特别熟悉，对创新和规则互动的理解，也因此特别真切。这些事实如果没有记录下来，日后，丰富的现实就会在记忆中沉淀为简单的印象，而且多半是模糊的印象。

那么，多年以后，当人们问起我们，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只能支支吾吾地答道：我们中国人很努力很勤奋，于是就发展起来了……

这个回答当然是对的，但当然也是很不充分的。好在还有《中国新经济：创新与规则》这样的书，及时收集整理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保存了其中种种丰富的细节和要点。

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我国对平台的治理做法的总结一直不够；平台自身也缺乏总结提炼治理做法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我认为，今后尤其要加强对治理政策出台决策过程的深入分析，以及国家之间不同治理制度和效果的对比研究，并在理论层面做出总结和提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书中所说的愿望——“把中国平台治理的经验向国外输出并产生制度影响”（第29页）。

中国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更充分的制度自信，国际形象的步步攀升，都有赖学界更多更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