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力量与局限 推荐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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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曾认为自己数学非常好，而且他认为，如果一个事情不能用数学来描述，就很难说是科学的。

因此他去学了昆虫，在生物学里面，昆虫学是数学用得最多的，建模是很重要的方法。

有一次采访，他讲了两个有趣的故事。

第一次是在国内。他建立了一个棉红铃虫模型，植保员问，它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蚜虫要打药吗？赵说不能，要积累几年数据；几年之后可以预测吗？也不能，因为一场雨就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气象也要纳入其中，要测度的量太多了。

第二次在加拿大。他做了一个胡萝卜象虫动态经济阈值模型，生态因素、价格、销售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加拿大的植保员说，很有启发，但实际用处不大。

与模型设置的参数不同，象虫侵害，胡萝卜上就会留下黑点；一捆胡萝卜里面有一根出现黑点，这一捆都不会有人买。

赵鼎新的感叹是，第二个故事里，人的感受太难界定了。第一个故事里，模型要准确预测事实，要考虑的因子太多，但因子一旦太多，它就不再有预测和理论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对实际状态的“描述”。

这两个感受在赵鼎新随后的社会学研究中无处不在。

当然，事情也有可能是反过来的。赵鼎新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2015年）已经62岁了，可能正是因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这种感受过于深刻，他才从记忆里提取了这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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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建模的隐喻，在赵鼎新对社会学理论的各种批评中随处可见。有的“模型”太机械和静态，有的截取太片面，有的“模型”有深刻的洞见，却被人们拿来机械地套用来解释各种现象……

另一个侧面是，对布迪厄之类“解读”和传统社会学的“解释”之间的区别，赵鼎新更倾向于“解释”的传统，虽然这同样会带来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洗礼”可能是另一个馈赠。80年代“大红大紫"的金观涛，经历与赵类似，从科研进入社会科学。赵鼎新有一次提到，80年代第一次看到金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分析时，那种冲击是无以复加的。

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赵鼎新未必会从昆虫研究转向社会学。

在他博士论文还剩几十页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写完最后的部分。这一刻，中国人心中的“鲁迅”又附体了。1953年出生，当时已经36岁的赵转去学社会学。

学昆虫救不了中国。

后来出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合法性的政治》中，他提到了他事后对这次运动当事人的大量访谈。这些经历帮助塑造了他的一个理论。合法性的三个维度：意识形态，程序，绩效。

虽然他自称这算不上什么创新，只不过是对韦伯的延展。但这就像一个比棉红铃虫、胡萝卜象虫模型更好的“模型”。如果你去看《合法性的政治》那本书，最为惊叹的，可能是一个如此简洁的框架，如何对如此多样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力。

赵鼎新认为，如果一个X理论能解释a，而Y理论技能解释a，也能解释b，那么Y显然是更好的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赵提出的“模型“由”结构、变迁、话语”组成。他认为，与西方盛行的中层理论相比，它更合适中国这样急剧变化的社会。

其中的核心，也像胡萝卜象虫模型一样，人的感受，人的互动，以及由此构成的时空背景，所谓“历史感”，是很难去量化评估的。

也因此，他显著地偏爱那些有“历史感”的欧洲学者，而显著的轻视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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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芬纳和他的《统治史》时，赵鼎新评价说，如果芬纳错了一次，那么彭慕兰可能错了两次。

他指的是，芬纳相信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扩展是好的，而且是欧洲主导的；而彭慕兰也相信前者，但认为后者只是机缘凑巧。

工业革命和工具理性的扩展，虽然势不可挡，但完全没有收敛的迹象。赵认为，这种扩展是导致更美好的未来，还是导致核毁灭，可能现在评价还太早。也许核战争之后的人类会说这完全是错误的。从这一意义上，未来的人会说加州学派的观点可能错了两次。

也就是说，赵鼎新完全不相信进步史观，或者所谓”辉格史观“。

但进步史观之源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达尔文到斯宾塞，从亚当斯密到熊彼特……以及某种程度上20世纪救亡运动之后的中国，如果仔细检讨，”进步“的观念可能嵌入了大部分人的”出厂设置”当中。

进步史观全然是西方的“馈赠”，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种观念。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才是中国和近东古代社会的普遍特征；在印度（和佛教）文化中，轮回才是主流观念。

赵鼎新在某个地方提到过，金观涛提到的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就一定是不好的吗？某种程度上，他可能认为需要提炼出一种超越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东西。

当然，上文提到的这些作品要比我写下的感受丰富太多。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可能是不要用AI去解读对方文本；对智者最大的尊重，可能是去阅读他的原著。

如果读者愿意去看，我建议从《东周战争》开始，进到《社与政治学讲义》，再看《合法性的政治》，最后读《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