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喽”走红：赛博时代符号消费与情感共同体

一句“吗喽的命也是命”，让“吗喽”成为当下互联网最流行的符号。在两广方言中，“吗喽”（方言原为“马骝”）指的是猴子，那位看到网友催广西砂糖橘上市时随口调侃了一句的广西人，可能也没想到会就此引起新的互联网热潮。“眼皮沉重、双眼无神、面无表情”的猴子一跃成为当代年轻人认同度最高的形象。

不同于此前的卡皮巴拉、鼠鼠等仅在小圈层内流行，“吗喽”表现出极强的破圈属性与广泛的传播特性，从打工人到学生党都可以自称一声“吗喽”，似乎任何一个群体都能在“吗喽”身上看到自己。“吗喽”的表情包成为另一种无障碍社交语言。             在“吗喽”之前，最广为人知的猴子可能是孙悟空。嫉恶如仇、战斗力出众、机智勇敢、降妖除魔的美猴王满足了一代代人对英雄的想象，甚至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但不同于有着完整角色设定和故事的孙悟空，“吗喽”只是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简单符号，许多“吗喽”表情包的使用者甚至分不清到底有几个不同的猴子；在这里，连猴子本身的形象、性格都不再重要，只要配在图片中的文字能够传递相应的情绪就已足够。从这一点看，“吗喽”流行背后是符号化消费与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即，比起符号本身，大众更在意符号能传递的情绪。

“自我”的符号化拟像

粉丝研究中普遍赞同的观点是：粉丝会对偶像有“自我投射”，即粉丝将偶像视作“镜中”理想的自我并在偶像身上投射自己的情感，进而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实现“自我满足”甚至“自我认同”。在这里，偶像已脱离具体的个体，成为了某种符号本身。偶像的人设、“营业”很多时候就是在强化自己的符号特性，而偶像“塌房”往往意味着偶像所象征的符号“崩塌”。

粉丝期待着符号可以稳定且长期存在，为此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将二次元角色甚至完整的虚拟偶像作为投射对象。因为相较于真人偶像，“纸片人”和虚拟偶像的人设、外形往往更容易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无论是真人偶像还是虚拟偶像，粉丝们喜爱、追求的都只是隔着电子屏幕的符号化存在，如果仅从偶像与粉丝的准社会关系角度判断，真人偶像与虚拟偶像并无本质差异，也即，真人偶像并不比虚拟偶像更真实、更亲密。也因此，基于虚拟偶像的符号稳定性，许多人更愿意将自我投射在非真人偶像中。

更多时候，许多人选择通过偶像完成自我投射，可能只是在借助相应的符号消费来进行自我表达。具体来说就是将日常生活抽象概括出一定特质的同时，对相应的对象进行符号化建构。符号化的对象和抽象后的生活进行关联后，符号使用者就可以完成自我投射与表达。在这里，偶像或者说投射的对象成为了“自我”的符号化拟像。自我建构与表达欲望才是个体对某一对象进行投射的重要动因。

对此，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普遍认为，粉丝最容易崇拜的往往是那些符合他们对理想自我想象的偶像。正如那些在社交平台越来越活跃的“事业粉”，看似督促偶像在事业上进取的他们，可能是在督促想象中的自己，只是当借助偶像表达这些意愿时，似乎更容易宣之于口。

解构主义与叙事抛弃

社交媒介的发展在方便我们表达自我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可供消费符号的范围。但是当符号被运用在日常相处交往中时，符号本身的易理解性、可接纳性变得极为重要，而meme、表情包因其直观形象的设计，自然就成为了许多青年在社交中使用的重要表达手段。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相较于明星、偶像符号，表情包的使用频率更高，特别是当这种表情包带有明显的自嘲、讽刺特征时，会更容易被接纳和喜爱。

显然，以“吗喽”为代表的图像能够实现传播快、传播广，与其本身的符号特质密切相关，而年轻人只是在符号消费中完成身份认同与某种精神寄托。

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日常的、整体的生活方式。通常来说，我们习惯于将年轻人创造的，与父辈文化、主流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文化形态称之为青年亚文化，“吗喽”、卡皮巴拉、鼠鼠为代表的符号消费同样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这类符号也同样有着自拟、自我表达的特征，但作为一种没有任何具体设定、内涵的表情符号，相较于偶像、二次元形象等符号的特质，它们还多了调侃、解构等“无厘头”的特征。

如今对“无厘头”的讨论更多是基于周星驰电影表现出的文本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学界普遍认为，“无厘头”的基本审美特征是于离奇、怪异、荒诞中显露某些社会历史真实，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常做的，对观众原本熟知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进行打碎重组，利用拼贴、戏拟产生反讽、调侃的表达效果，进而实现破坏秩序、解构正统。换言之，在“无厘头”文本中，解构是最重要的特征。

解构是后现代艺术在主题传达中的显著特征。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风格，常常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如今年轻人喜爱的符号消费尽管无法称之为后现代艺术，却依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商品属性。在这里，整体、历史甚至文本、叙事、结构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次情感宣泄的“狂欢”。

“嘴替”下的情感共同体

近两年，“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极力追求的一种消费属性，这不仅表现在以毛绒玩具为代表的商品的走红，也表现在能够替年轻人发声的“嘴替”的流行。比如余华，过去许多人了解他、喜爱他更多是基于他的文学作品，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他的喜欢源于“潦草小狗”表情包、和莫言、史铁生的故事以及诸多“反内卷”语录。自始至终，余华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大众看待他的角度以及期待从他身上获取的东西。至少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余华的可爱更多在于他对年轻人情绪的共情。

对“情感价值”的强调背后实则是一种对自我情感被理解、被接纳、被抚慰的需求。年轻人期待着借助外在商品抚慰情绪，也期待着通过大众媒介表达情绪，从表情包到人物访谈、演讲，再到影视剧台词，任何图像与文字的结合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表达符号，辅助他们将隐晦甚至模糊的情绪以一种具象的内容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选择媒介中的“嘴替”而非直抒胸臆有助于弱化情绪，也容易让年轻人在网络上达成某种情感共同体。换言之，他们可以在相似的“符号”中分享相同的情绪。或许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好朋友间更容易共用同类型的表情包，它们可以是跳舞的奶牛猫、可以是Loopy和森贝儿贵宾犬，也可以是罗文姬女士或“吗喽”，情绪共享才是这些符号流行的关键。

回顾近几年互联网流行过的亚文化，很容易发现许多看似具体的内容往往指向的是一种模糊的能指和内在需求——普通个体被看到被理解的需求，这种需求与风险社会下的焦虑有关。贝克指出，风险社会中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从这一点看，当大众的情绪出现明显共性之时，具有普遍情感抒发意义的媒介符号会更容易被接纳和传播。

如果将视角放回文艺作品，我们会发现这种转向体现在大众对小人物叙事、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对不完美主角的喜爱。在这里，与其说大众在意故事和内容，倒不如说关注这些角色指涉的清晰明确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和价值取向让大众产生了某种共鸣与共情。

我们很难判断“吗喽”会流行多久，或许很快又会有新的符号让年轻人觉得看到了自己，因为更多人在意的并非“吗喽”本身，而只是需要一个具有情感按摩功能的符号，只要满足这一需求，任何一种符号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吗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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