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木船“缝起”跨洋文明

阿拉伯人的航海史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海洋文明史诗。至7世纪，阿拉伯人进一步整合波斯、印度及希腊的航海智慧，将贸易网络扩张至巅峰：东至中国泉州、广州，西达东非桑给巴尔，南抵东南亚马六甲，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香料、瓷器与丝绸贸易。他们依靠星盘导航和《剌那麻》精确测算纬度，建立了一套基于天文观测的航海科学体系，其船舶因适应印度洋无礁海域而成为跨文明技术融合的典范。

乔治·胡拉尼（1913—1984）的经典著作《阿拉伯人的大航海：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以下简称《阿拉伯人的大航海》）自1951年问世以来，始终占据海洋史尤其是印度洋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这部仅十余万字的著作以惊人的学术密度，系统重构了阿拉伯海洋文明的发展谱系，成功挑战了以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海洋史观。

《阿拉伯人的大航海》初版于1951年，其划时代意义凝结于三大范式突破：

其一，史料整合的跨文明突破。本书以跨文明互动的全球史观为理论框架，首次系统性地整合了散见于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汉语文献中的航海记录，完成了从古典时代至中世纪航海知识谱系的重构。作者基于详实的史料，深入梳理了从史前社会到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西方航海史发展脉络，揭示了希腊罗马航海传统对阿拉伯人在技术积累与文化影响方面的深远意义，从而展现了跨文化传播与融合的全球史视角。

其二，方法论的跨学科创新。作者在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通过对航海术语的语源分析与语义解构，揭示了文明迁徙与技术传播的轨迹。例如，作者以阿拉伯语“mīzān”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其与意大利语“mezzana”（后桅帆）、法语“misaine”（前桅帆）及英语“mizzen”（后桅）之间的词源关联（这几种桅杆的作用是辅助主桅保持平衡，因此又被称为“平衡桅”），构建了一条完整的语言学证据链。这一分析不仅证实了阿拉伯拉丁帆技术在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还揭示了该技术经由西西里岛向欧洲传播的具体路径。

其三，考古学的预见性洞见。在20世纪中期水下考古技术尚未成熟之际，作者基于波斯湾潮汐规律与中世纪文献记载，提出了关于阿拉伯半岛南部阿曼、波斯湾尸罗夫港与东非地区贸易路线及规模的假说。这一假说随后得到了多个被发掘遗址的实证支持。那里出土的器物不仅证实了阿曼与东非之间直接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揭示了跨区域物质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这一发现为重构印度洋西部贸易网络提供了关键性考古学证据。

此外，胡拉尼在《阿拉伯人的大航海》一书中，不仅以跨文明互动视角探讨历史问题，更以技术适应性为核心视角，深入考察了阿拉伯船舶技术的物质文明史。他不仅对阿拉伯拉丁帆的技术性优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包括其空气动力学效率、操纵灵活性及其在多种海况下的适应性，还将这一技术置于全球帆船演进史的宏观框架中，探讨其形态变迁及可能的传播路径。在此基础上，胡拉尼进一步以详实的文献与考古证据，对阿拉伯船只的缝制技术（如缝合式船体建造方法）、船体构造（包括龙骨设计与舱室布局）及航海技术（如星象导航与季风利用）展开了细致研究，揭示了阿拉伯航海技术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对全球航海文明的深远影响。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凸显了技术适应性在物质文明史中的关键地位，也为理解跨区域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胡拉尼对跨文明海洋交流史的研究范式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学术框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书中主要聚焦公元1000年前的阿拉伯航海活动，对后世的航海文献关注不足。这种学术偏向导致其对中国宋元时期中阿航海互动的探讨陷入单向度叙事，未能充分实现中阿文献的互证与对话。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东非等地的港口考古遗址的发掘，以及以“南海一号”为代表的中国沉船遗址的出水，大量实物证据与文献记录相互印证，为重新审视中阿航海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跨海域文明研究急需突破单一文献传统的束缚，构建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范式。通过水下考古、器物传播研究以及多语种文本的批判性分析，形成立体的证据链条，方能更为全面、动态地重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孙博